“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

一滴水

抗战中的“溶共”之心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终止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中日战争遂如箭在弦，一触即发，斯乃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然而陶涵的结论是：此一事变“没有改变历史，蒋之决定才是定调”（the kidnapping itself did not change history; it was Chiang's decisions that shaped events），于是认为蒋于事件中没作任何承诺，回南京后他有另一次机会发动全面军事进攻，以解决共党问题，但是他不屑做（p. 137、142），这真是太不了解事变的始末了。至于陶涵说，蒋去西安之前已经是受人欢迎的领导人，回来之后则成为全国的英雄（p. 135），也非实情。事实上，之前他的不抵抗政策甚不得人心，学潮四起；之后他之所以受到全国的欢迎，正因他答应停止内战，共赴国难。若事变后仍然大举内战，全国上下岂能继续支持蒋政权？蒋氏当然想陶涵之所想，但他做不到并不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而是为情势所逼，不得不尔。至于说若无西安事变，毛或将逃亡到外蒙或苏俄，以及张学良自认犯了大错才送蒋回京云云，皆弹国民党正统观之老调而已。
　　陶涵说蒋介石长期不抵抗，是为了准备对日作战，然而不抵抗期间严重消耗国力的多次内战又作何解释？至于说一旦抗战，他便坚定不移（p. 146），亦非事实，此书根本无意深入探讨抗战期间蒋方与日方秘密和谈的详情。蒋命黄河决口，八十余万人丧生，居然说此举阻挡日军西进长达六年之久；蒋面对如此重大伤亡无动于衷，而陶涵竟说很少有领导人在大战中会有动于“衷”（p. 155）。长沙大火是严重的错误决策，而陶涵只愿意说“可能是蒋氏下的命令”（perhaps Chiang ordered the deed），但接着又说蒋不曾下令摧毁将要沦陷的城市，又说蒋夫人写信给她美国同学，宣称火烧长沙不是蒋的责任（p. 160），于是陶涵照单全收蒋氏夫妇的一面之词。
　　国共合作抗日，乃大敌当前不得不尔，蒋介石虽不能也不敢公然决裂，然其“溶共”与灭共之心，未尝稍歇。陶涵承认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蒋介石已将防共的重要性置于抗日之上。因中共发展得太快，故命胡宗南与阎锡山围堵共党于西北一隅（p. 163）。当时国强共弱，弱者不会愚蠢到挑衅强者。震惊一时的新四军事件，目的就是要将长江以南的共军清除，然而陶涵单取一偏之论，认为事件之起，很可能是共军袭击国军而又不听命之故，以附和蒋方之言，又进而说毛与周意见不同，以及毛故意挑起此一事件。陶涵并以其事后聪明说，各方对新四军之同情，中共大获宣传效果，就是毛所要达到的挑衅目的云云（参阅p. 172-177），真是倒果为因，甚不足取。陶涵既不知周恩来于1941年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二版开天窗处所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也不去翻翻蒋于同年1月30日在日记上得意地写道：“解决新四军案，撤销其番号，此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之大事，其性质或甚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也。”很令人玩味。不过，诚如陶涵所说，此一事件其实使蒋得不偿失，反使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更加坐大，与中山舰事件的后果大不一样。
　　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后，中国抗战不再孤立，并得到强大的外援，自此美、蒋关系恩怨不断，也影响到整个中国的命运。许多蒋传作者喜欢将美蒋关系聚焦于一些耸人听闻的人事上面，本书作者陶涵也不例外。最明显不过的是，自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到中国上任后，至其与蒋闹翻离职回美，此一时期的中美外交史在陶涵的笔下，几乎就是蒋、史斗争史，喋喋不休。与其他美国作者相比主要是比较同情蒋，呈现褒蒋贬史的异趣，与梁敬錞等人的观点略同而已，但是事实就是这些，只能炒冷饭而已（参阅p. 196-294）。这样又不免模糊了重要的历史发展。作者若能从大处着眼，便知从珍珠港到中途岛，美国的策略是联合各方全力打败日本；中国已苦撑四年，敌人也就是日本，共同打击日本的目标与利益显然相同。然武汉失守后，由于地形阻隔，中国战场呈胶滞状态，蒋介石遂采防共优先于抗日的策略；美国参战后，蒋认为日寇已不足惧，共党才是心腹之患，于是处处试图防之、溶之、灭之，不免与美国欲结合包括共党在内所有力量打败日本的策略相背。当美国决定要武装共军抗日时，蒋再也不能“忍辱负重”，不惜决裂。蒋史交恶，若从大处着眼，实际上是美蒋在策略上的矛盾，只是史迪威直率无忌，对蒋甚不礼貌，称之为“花生米”而不名，甚至当面辱之，使得矛盾更为戏剧化而已。
　　
　　谁是和谈破裂之始作俑者
　　约自1943年起，美国胜券在握，遂逐步筹划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建，期盼统一强大而亲美之中国，与美、英、苏并立为四强，以为其东亚盟友；强大亦是苦难中国所盼望，蒋亦何尝不想成为四强之一的元首。本书作者并不讳言，积弱之中国几临崩溃的边缘，蒋又时以中国将溃败向美索取更多美援，然而战绩不佳，令美沮丧，复有国共间的磨擦，成为战后最大的隐忧；若不解决，中国如何统一？ 若不能统一，又遑论强大？共党问题原是蒋介石的最大关切，然解决之道，与美并不相同。美国以民主立国，于战后中国建立民主之联合政府，固其所愿，亦是统一富强中国的基石，但是蒋以统一政令与军令为前提，要中共必先交出政权与军队，而后容纳共党参与其政府，无异招降纳叛，于抗日战争期间壮大之中共岂能接受？故调解之美使，虽络绎于途，并无善果；即以马歇尔之尊贵，亦徒劳无功。蒋初欲联合美苏逼毛就范，后知不可能，遂力言可一举灭共，并深知美国民意反共，必不我弃。美国之终于转向亲蒋反共，果势所必然，如杜鲁门致马歇尔密函所言：“为了地缘政治之故，万一和谈破裂，美国只有支持蒋介石。”（for geopolitical reasons, even if talks broke down,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support Chiang Kai-shek）（引自p. 355）于是蒋乃有恃无恐，一意孤行。依美国计，若蒋果能迅速用军事力量解决毛共，未尝不能达到其预期之战略目标。既有此种想法，国共内战终不可免。马歇尔于和谈破裂后在公众场合将责任归之于国共双方的极端派，显然是外交辞令，因国共两方都是蒋或毛说了算，没有什么极端派可言；事实上，马在其文件中透露：“（我）必须说，蒋及其政权要负和谈失败最大部分的责任。”（见The Papers of George Catlett Marshall, p. 635）多年之后，马在私下访谈中更直说：他曾被（蒋介石）“出卖”过好多次（betrayed him down the river several times），“卖到下游”（down the river）是美国人用语，背景是将黑人转卖到密西西比河下游去当奴隶，比喻极为严重的“出卖”与“欺骗”行为。马显然抱怨在和谈期间，屡上庐山，不断受到蒋之诈骗与愚弄。蒋之所以要愚弄马歇尔，因在美国压力下不得不谈而实不愿谈。蒋之不愿谈，其迹显然，曾一再公开说，中共问题足可以武力解决。正因马歇尔警告蒋刻意用武力解决争端之后果（参阅p. 354），故蒋在1946年7月17日的日记上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10月间，又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扬言五个月内打垮共军；既能如此，又何必和谈？然则和谈破裂之始作俑者岂非蒋乎？然而本书作者陶涵处处引用蒋之说法，指马歇尔偏袒共党，总是指责蒋而不指责毛，与共方埋怨马偏袒蒋介石，相映成趣，正见马歇尔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也，其窝囊可知。陶涵同情蒋，认为蒋是一清廉爱国的中央政府领导人，谋求中国之统一与民主，而毛共拒绝参与其政府，在苏联支持下公然叛乱。如此说法，原是蒋氏旧说，并无补于历史真相之理解。
　　谁是国军溃败之祸首
　　陶涵依据蒋《苏俄在中国》（1957）一书所说，国内外之干预使蒋氏无法做到先前不去占领东北之决定，以至于他最精良的军队陷于东北泥沼之中。所谓外国干预无非是因为苏联声言与蒋合作，以及美国的鼓励并协助蒋运送八个集团军到东北（p. 327）。多年之后，蒋又抱怨当时马歇尔的立场与态度使他决定争夺东北（p. 339）。这些都是事后聪明的话，要把责任推给别人，当时的他，意气风发，认为可于短期内剿灭“共匪”，岂有不想收复东北之理？
　　陶涵认为满洲一战（辽沈之役），决定了中国的命运（p. 373），并作无端假设说，若于1948年秋天将东北的军队撤出，将可保住黄河或长江流域（p. 392-293），根本是不实的猜测之词。东北战场固然重要，但是在辽沈之役结束前，蒋充满信心的军事优势已经在消失之中，中国的命运也已经被决定。蒋的军事行动原有备而来，故和谈一破裂，立刻“全面进攻”；没有得逞之后，始改为“重点进攻”，一个重点在陕北，不到一星期，胡宗南就已攻克延安，但是胡部转战陕北，捕捉不到共军主力；一年以后，毛又回到延安。另外一个重点在山东，蒋介石发动三个兵团二十余万众，拟一举歼敌于沂蒙与胶东地区，结果全副美式装备的张灵甫师，全军覆没。约略同时，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南窥南京，像刀锋指向心脏。蒋遂又改为“重点防御”，分为二十个绥靖区。这三个阶段犹如三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谓辽沈、淮海（徐蚌）、平津三大战役，已属三而竭之时期，胜败命运早已决定矣。
　　陶涵点出，蒋于内战失利之际仍然认为自己无过（p. 400），责怪桂系阴谋（p. 397），甚至大骂马歇尔“失去中国”（p. 388）。作者也指出，蒋曾明令汤恩伯将军不听李代总统的调遣（p. 403）等等，但仍然认为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在失败与失望的阴暗气氛里，仍然是一冷静的儒者”，“他知道他要往何处去”（p. 395），又说“蒋从来不曾偷过国家的钱也没有私人金库”（p. 401）。这位生活在民主社会里的作者，太不理解专制世界了，和珅大贪污特贪污，乾隆皇帝需要贪污吗？希特勒与斯大林也没有私人金库啊。
　　蒋介石专制独裁却以极大军事优势于数年之内失去整个中国大陆，任何蒋传作者难能说蒋不是失去中国大陆之人。陶涵说蒋是“儒者”，是优秀的军事家，实在太沉重；希望他作政治与经济改革以维持政权，也太奢求；他毕竟是军人出身，一生戎装，却在此生死大战中，一连串的荒腔走板，犯了兵家最基本的错误。蒋自称读过兵学大师克劳塞维兹（Carl von Clausewitz）的著作，但克氏在《战争论》（On War）一书中明言要击败敌人，必须要消灭其武力，杀伤其兵力，使其不能再战，“吾人必须视歼敌之全部或一部为作战之唯一目标”（we may look upon the complete or partial destruction of the enemy as the only object of all combats）（p. 304）。此乃兵学之最基本常识，而蒋正反其道而行，只知攻城略地而不能歼敌，最后坐困围城，为敌所歼。凡陕北、鲁东、辽沈、平津、徐蚌诸战，莫不如此，屡犯兵家大忌而不自知，既已下野仍然指挥军队，溃败之祸首，舍蒋其谁？蒋传之作者岂能不辨？
　　蒋介石丢掉大陆应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然此败军主帅，仍掌控国民党政军、特等权力机器，美国人虽欲去之而不能，又拜天时与地理之赐，在台湾岛内发号施令长达二十五年之久。陶涵写孤岛上的蒋介石近二百页之多，几近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就其生命历程而言，差可相当，然就重要性而言，殊失比例原则。陶涵提到蒋在1946年之秋，就已想到“有朝一日有可能到台湾避难”（the possibility of some day taking refuge on Formosa）（p. 362），不知是蒋未卜先知，还是陶涵事后聪明？难道蒋在国共内战未决之前已经失去信心，就想逃亡到台湾？陶涵不是也提到蒋会在五个月内消灭“共匪”吗？当时如此有信心，怎会先想到逃难呢？(转载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