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孙中山死亡之谜

一滴水

前言：近期有好事者将孙中山先生比附为韩国人，无论这消息是不是乌龙一场，已不堪识者一笑。此文并不是要为孙中山是不是韩人，作狗尾续貂之辩，而是事有凑巧，此前刚找到一些关于孙中山先生逝世前后的文档材料，对中山先生景仰之情，油然而生，故而将之融会为文，以期抛砖引玉。

揭开孙中山死亡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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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之突然卧病逝世，和一场镜花水月，如幻似梦的「中央革命」有关。这次军事行动，被孙先生称之为「中央革命」，最后证明它不过是一抹泡影，孙中山失望之余，终于在北京旅次一病不起。

  

    民国十三年，北方政局操纵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手中。曹锟于同年六月嗾使部下逼走了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并且靠着贿选当选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并于十月十日宣布就职。

  

    曹锟贿选当上大总统后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趁着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之际，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于十月二十四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吴佩孚兵败，曹锟宣布退位。冯玉祥声明停战，主张和平，并将部队番号改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冯玉祥认同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张，拍发电报到广东，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但是，当时北方情势复杂，冯玉祥一人很难决定大局，冯氏被迫与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公推段祺瑞为北洋政府临时执政。

  

段祺瑞就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总揽军政、民政，并统率海陆军。冯玉祥固然倾心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也都希望和南方政府孙中山联络，基于现实利益，段、张等人对南方政府，各有不同的想法。此时，北方各民众团体在得知曹锟退位、逊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也纷纷电请孙先生北上，到北京共商国是。

  

听闻北京政变的消息，孙中山异常兴奋，各方邀孙先生游访北平的通电，也再度激发孙先生浪漫高张的革命情绪，他甚至一厢情愿地认为：北京发生了一场犹如苏联十月革命般的「中央革命」，这场石破天惊的「中央革命」，星星之火，很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形成燎原之势。

  

陶醉在「中央革命」的幻梦中的孙先生，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搭轮船北上之前十天，特地召集了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官长、学生，发表了一场临别赠言式的演讲。孙先生在那场演讲中，情绪兴奋地数度提及「中央革命」：

  

「我今天到黄埔来讲话是暂时和黄埔的学生辞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上北京去这回北京去，这回北京事变没有发生以前的五六个月，便有几位同志从北京来许多信，催我到天津去等候，说不久他们便可在北京发起中央革命，筹划这回事变的人数很少，真是本党同志的不上十个人。……」

  

孙先生所谓的「中央革命」，以今天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政变」。然而，孙先生对这场「中央革命」的成功机率，最先并未抱持过高期待，所以他说：「一讲到首都革命在几个月之后便可成功，真是没有一个人敢信，就是我自己也看到很渺茫，也不敢相信，到江浙战争发生之后，他们又来催促，要我赶快放弃广州，到天津去等，说首都革命很有把握，发动的时期就在目前这个时期，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万不可失。……」

  

孙先生眼见中国受列强不平等条约与国内野心军阀之束缚宰割，希望藉由政治和军事力量，南北合力，迅速完成北伐统一大业。孙先生认识到单以军事行动达成统一目的，缓不济急。孙先生说，在广东训练军队，从广东的韶关，一路往北进兵，先打下江西，其次攻取武汉三镇，再进窥北京，这种军事手段「是很迂缓很艰难的」。为了快速达到统一全国之目的，孙先生设想，假如放弃广东，直接到北方的天津去「发动一个中央革命，成功是很迅速很容易」。

  

在临去北京之前，孙先生告诉他在广东的同志说，起初他以为是要等到北京有事变发生（发生了所谓「中央革命」），才可以去北方。北方同志不断催促孙先生北上，但孙先生料想，如果要他放弃广东，直接到天津等候国民党人预谋的「中央革命」爆发，万一这场预期中的革命行动因故迁延，岂不是浪费时间。所以，孙先生和北京的党员同志约定，只要北京发动事变之后，他马上兼程北上。

  

等到冯玉祥的部队回师倒戈，曹锟、吴佩孚被逐出北京，最后演变成段祺瑞掌握大局，和孙中山原先期待的「中央革命」，存在着相当落差，但是，孙先生仍然准备照原定计划北上，他向党人说出了他的想法。

  

「当这次事变（指冯玉祥倒戈驱逐曹锟、吴佩孚之兵变）最初发生的时候，很像一个中央革命，我们对于以前的情况不明了，现在就发生事变时候的情形而论，可以决定是我们同志的筹画，但是，最近中央的大力量不是在革命党之手，还是在一般官僚军人之手，拿这次变动的结果看，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这次变动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既是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我何以还要到北京去呢？因为践成约起见，所以不能不去，他们在北京奋斗费了许多大力，才有这次的变化…。」

  

简单地讲，孙先生上北京，主要目的是为了去慰勉北方的革命党员。于是，孙先生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启程出发。随孙先生北上的国民党党员有汪精卫（兆铭）、张人杰（静江）、邵元冲等骨干。轮船途经黄埔，校长蒋介石亲率黄埔军校全体官兵，在校门码头列队恭迎孙先生。孙中山在视察学生队伍之后，发表了一段简短谈话，话语之中，孙先生似乎冥冥中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他说：「本党主义将来能够希望实行的，就在本校的学生身上，凡人总是要死，不过要死得其所，我现在可以死了，今天看见我的学生，有这样忍苦耐劳努力奋斗的精神，定能继续我的生命，完成我的志愿，所以我这次北上，虽死可以安心了…。」

  

十一月十七日，孙先生抵上海，本来计划直航天津，因为定不到轮船座位，只好绕道日本，十一月二十二日抵达日本，十一月三十日再由日本神户，搭乘「北岭丸」于十二月四日抵达天津。

  

孙先生抵达天津后，立即坐车前往张作霖寓所拜访，孙、张晤谈两个小时。孙中山不适北方严寒天气，身体开始发病，感觉肝胃部极端不适。暂时在张作霖安排之住所「张园」住下，并由张作霖延请德国医生施密特，及日本医生某氏，作联合会诊。接连治疗八天，孙先生感觉病体稍见康复。于是决定十二月二十二日前往北京，会见段祺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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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因段祺瑞提出承认不平等条约，以争取列强对北洋政府之支持，并且提出召集善后会议，和孙先生提议的召开国民会议唱反调。孙先生极为不悦，他非常生气地对来天津迎接的段祺瑞代表许世英、叶公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段祺瑞）偏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呢？

  

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孙先生来到北京。眼见北京万人空巷，但是，孙先生已经没有力气和群众们打招呼，因为，他的身体撑不下去了。

  

孙先生住进了北京饭店，随从人员则被安置住在铁狮子胡同顾维钧宅。民国十四年元月四日，由克理博士组成的医疗小组，初步会诊孙先生的病症是「肝脏痈疡」。卧病十九天之后，克理博士发现孙先生眼球出现黄晕，判断肝脏的脓恐怕已经扩大到其它部位。克理主张施行手术，而其他的中外医生认为孙氏年老（五十九岁），担心他体力无法承受手术。

  

然而，孙先生病况愈来愈严重，群医最后采纳克理博士意见，于元月二十六日施行手术，割除可能的「肝脏痈疡」。手术在协和医院施行，剖开肝部，医生发现孙先生肝部长了恶性肿瘤，确认孙氏得了绝症肝癌。

  

群医束手无策，孙先生处于等死状态。二月十二日，由于西医治疗已经完全无效。党员同志眼见孙先生日渐衰弱，由张静江、胡适等人推荐了一位知名中医陆仲安，为孙先生把脉开药。吃了第一帖中药，病体似有改善，但是，过了两天，病况又告严重。在中西医两路并进的情况下，亦无法改变孙先生江河日下之病情。

  

三月十一日早晨，孙先生忽感精神爽朗，体力稍佳，此实为回光返照之象。他召唤夫人宋庆龄、公子孙科、党员随从汪精卫等人，到病榻前。孙先生告诉大家，他想签署日前由汪精卫草拟的遗嘱，现在，兆铭就把遗嘱拿来让我签名吧！宋庆龄、孙科等人在一旁泣不成声，汪精卫遵照孙先生吩咐，取来遗嘱和钢笔。这份遗嘱原本预备在二月二十四日签署，然而，那天宋庆龄在隔壁房间，听到先生要签遗嘱，悲泣哀号不已，孙先生不忍伤孙夫人之心，当天没有签成。三月十一日这天，宋庆龄的右手扶着孙先生的手腕，在遗嘱的落款处签下名字。

  

签完遗嘱，孙先生表示，这次我到北方来，是想以召开国民大会，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可惜我因病不起，死生乃是人生的常事，没有什么好惋惜的，惟一惋惜的，是我数十年来为国奔走，我所主张的主义尚未完成，希望同志们努力奋斗，早日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我就算是死也瞑目了。孙先生并交代亲人，我死后，可以葬在南京紫金山麓，遗体可以用科学方法永久保存。

  

讲完这番话，孙先生忽然喘息不止，克理博士赶紧为他施打强心针剂，稍稍解除危急。

  

到了第二天（三月十二日）早上，孙先生两眼的眼珠子往上翻，嘴里反覆叼念：「和平、奋斗、救中国、同志们奋斗！」声音逐渐微弱之际，孙先生忽大声呼唤「兆铭！」，汪精卫知道孙先生在叫唤他，马上走近病榻前，想听孙先生之指示。孙先生本欲张嘴说话，但已不能出声，汪精卫面容哀戚地说：「请总理休息一会吧！」此刻，孙先生喉中痰液往上涌出，脸色转趋苍白，手足失温，九时三十分，一代伟人，在忧愤中，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