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头号大将 陈诚传奇

一滴水

陈诚，浙江青田人，生于公元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弱冠之龄，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陈诚二十一岁，又卒业于浙江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同年，考进保定军官学校，分发陆军第九师炮兵入伍，次年，正式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分隶炮科，但是，保定军官学校才进去一年，该校即因发生直皖战争而停办。陈诚只好离开保定军校，前往广东，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随即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国民党。一九二一年，保定军官学校复课，陈诚又回保定完成学业。一九二二年，陈诚二十五岁，该年六月保定毕业，分发浙江省第二师第六团第三连，担任见习官。

一九二三年任建国粤军中尉副官，同年四月，升任上尉连长，参加西北江诸战役，于肇庆讨伐冯宝初战役中，陈诚胸部中弹负重伤，疗伤至九月方愈。陈诚负伤期间，蒋介石以大本营参谋长的身份，至医院探视陈诚，知其英勇，又与蒋同为浙江子弟，初见印象深刻。出院后，受蒋介石拔擢，出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一九二四年十月，蒋介石有意任命陈诚为特务队队长，陈诚以伤势未痊婉拒。数日后，适有苏联火炮一批运抵广州，陈诚随同蒋介石前往视察，这是黄埔头一次拥有火炮武器，蒋有意成立黄埔校军第一支炮兵部队，当面询问陈辞修是否有意担任炮兵连连长，陈氏慨然允之。

蒋介石对陈诚的赏识，实始于此时，蒋曾告诉陈诚，本欲任命你特务队队长，按队长之官衔高于连长，而陈诚反情愿低就连长，蒋介石益发器重陈诚。近人或谓陈诚夜读三民主义，恰逢蒋介石途经，入帐查看，见陈夜读，询问总理讲授三民主义精义，陈诚对答如流，所以博得蒋的信赖。这段故事，只能视为稗官野史，在正式的陈诚传略及年表中，是付之阙如的。综观陈诚能获蒋介石青睐，一为两人之结交互动，二为陈个人之战功。

惠州之役，炮兵发扬火力，轰毁城墙上之机关枪阵地，城防突破，黄埔校军一拥而上。经过惠州之役，黄埔炮兵威名远扬，蒋介石亦擢升陈诚为炮兵第二营少校营长，未几，广州统一。同年七月，预备第一师师长严立三（又名严重）调陈诚为第三补充团团长，周至柔为团附，下面三个营长分别是宋希濂、赵正统、王敬久。

北伐时期，陈诚身经百战，历尽艰险，有一次，全团仅存三百多人，辖下三个营长赵正统阵亡，宋希濂、王敬久受伤，陈辞修犹能坚持奋战，并派出一部奇兵，抄敌人后路，敌军猝不及防，阵营大乱，陈诚率领的的北伐军第六十三团，终于获致最后胜利。

如果要提及蒋介石对陈诚之情谊，战场上搭救之恩，更是值得吾人略带一笔。一九二七年八月初，军阀张宗昌、孙传芳得悉国民党「宁汉分裂」，革命军徐州守军徐天培部发生叛变事件。八月五日，军阀残部趁机攻陷徐州，变生肘腋，蒋介石身陷重围之中，此前，陈诚犹抱病住在上海宝隆医院，闻讯前线告急，连忙出院火速赶往前线，陈诚率领部众，护卫蒋介石，杀出重围，一路打回南京。所以，陈辞修对蒋实有救命之恩。救蒋出险后，陈诚病况加剧，病倒于何应钦的总指挥部中。由是观之，陈诚之于蒋介石，不仅是股肱之才，更曾是战场死士，近身护卫。

一九二七年十月，严立三奉派为军事委员会军政厅长，严请陈辞修为副厅长，兼军政厅驻沪办事处主任。一九二八年三月，陈诚升任军政厅代厅长兼军委会教育处处长，并任职北伐军炮兵集团指挥官，一个月后，蒋介石在徐州誓师继续北伐，陈辞修指挥炮兵攻入济南。蒋介石派陈诚为首都警卫司令，任务是拱卫首都及练兵。

北伐告一段落，国府展开裁军计划，第十七军缩编为第十一师，陈诚任副师长，这第十一师，也就是后来通称之「土木系」的「土」，是陈诚日后的嫡系班底。一九二九年六月，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十一师师长。

中原大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刻，蒋介石晋升陈诚为第十八军上将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一九三０年十一月四日，陈诚奉蒋介石之命，与钱大钧等一行十一人，赴日本参观军事演习（时称观操），这次演习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第三十三次大演习。日军演习时区分为东西两军对抗，东军约有一师兵力，辖有机械化车队，西军有一师和一旅的兵力，辖有重炮部队，演习科目是东军败退，西军进攻追击。演训目标，是在练习以不同兵种，在复杂地形从事运动战。

陈诚在回国后，呈蒋介石的观操报告指陈，日军之训练与装备，我军均远不及之，日军之所以邀中国军官观操，目的是在炫示武力。陈诚认为，日本有大举侵华之准备，而且付诸行动之日，愈见逼近。

返国后，陈诚向蒋介石面报观操过程，并亲送两纪念品。一是「大演习纪念册」陈诚在上面题了字：「伴君如伴虎」，暗示中国在日本旁边处境的艰危。二是一本「东岛风物彩片」，是一本相簿，封面写上「红映中华民族之血」，陈诚在册子里书明：「东岛进步，实肇始于甲午之役，勒索我赔款二万万两，及汉冶萍公司等，垄断中国之利权，数十年来强取豪夺，挹此注彼，始成其物质文明之突飞猛进。国人士游彼邦者每眈享受之乐趣，而忽其所由来。余于十九年冬讨逆军事告竣，东渡观操，觉娱乐之念息，戒惧之心生。置此作为警惕。」陈诚写下这段话，时刚过而立之年，爱国主义跃然纸上，而其远见亦预示中日终需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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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观操武官回国之后，陈诚先后历任兼第十四师师长、兼第五十二师师长，剿匪追击军第二路指挥官，曾于赣州与彭德怀部遭遇，歼灭两师部队。一九三三年，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中路总指挥，次年，任北路剿匪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总指挥。一九三四年五月，陈诚兼任庐山军官训练团主任，之后又改任副团长，扩大训练国民党军军官。同年九月，进占石城、瑞金，次月进占宁都、雩都、会昌，中共开始两万五千里长征。陈诚续担任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持续攻击区内共军残部。一九三五年三月，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四月晋升陆军中将，同年十月，任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辕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五月，中共进入陕北，陈诚被调为陕晋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并奉命准备华北对日抗战各项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陈诚被蒋介石召至洛阳，商讨今后抗日之基本战略，结论是中国准备打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原则，应保持西北、西南基地，计划诱使日寇自东向西仰攻。并订出对日抗战的最后国防线，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陈诚与蒋介石等人商议，这条最后国防线，是退无可退的界线。


陈诚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即多次评估中日两国一旦开战，敌我之优劣长短，作了详实的剖析。根据陈诚的比较，在兵力上，日本开战之初的现役员兵虽仅有三十八万人，但若计算备役及后备役兵员，则高达两百万人，再加上第一、二类补充兵，约有二百四十万人，合计总兵力有四百四十万人。海军一百九十余万吨。空军飞机二千七百余架。


相较之下，我国军事实力则不成比例。我国陆军只有现役兵员一百七十余万人，补充兵约五十万人。海军十一万吨，尚不及日本十分之一。空军仅有战斗机三百零五架，合各式飞机一共仅有六百架。我陆军虽有一百八十二个师之番号，但作战初期预计可使用于第一线的兵力，约仅步兵八十个师，九个独立旅，九个骑兵师，两个炮兵旅，又十六个独立团而已。


军队的编制与装备方面，中日之落差，尤其令人瞠目结舌。据陈诚个人的了解，日寇一个师团战时兵力，约为官兵二万二千人，马五千八百余匹，步骑枪约九千五百枝，轻重机枪六百余挺，水式火炮一百零八门，战车二十四辆。我军编制的一个师，官兵约一万一千人，步骑枪三千八百余枝，轻重机枪三百二十八挺，各式炮及迫击炮四十六门，掷弹筒二百四十三枚，优胜劣败，一看即知。


揆诸陈辞修毕生，自北伐、剿共、抗战到国共战争期间，始终是蒋介石亲密战友，其深得蒋介石之倚重，除了事功卓著，忠心不贰的人格特质，亦是受蒋青睐不可忽视之原因。西安事变，随同蒋介石视察西北剿共情势的陈辞修，亦被张杨所部软禁，陈氏老长官兼好友严立三曾赠言陈诚妻子谭祥：「交把中华民国」（字曼意，湖南茶陵人，其父为谭延闿），严立三的用意，是要宽慰谭祥，把陈诚命运交给「中华民国」，不必焦虑了。事变结束之后，陈诚把严立三这段话记在日记里：「交把中华民国。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随节西安蒙难，立三兄以此语慰曼意，录此自勉。辞修廿六年元旦，武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展开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国一心，齐力抗倭。蒋介石对陈诚这位在战场上同生死，又在兵谏事件中共患难的老袍泽，自是益加信任。


纵观八年抗战期间，陈诚直接参加，且中外瞩目之战役，厥为淞沪战役与武汉保卫战两场重大战役。而陈诚献替尤其重大者，是他不断提出他卓越的抗日战争之战略建议，这对我国对日抗战时期，整体战争的战略构想之形成，做出了关键性的建树。


爆发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淞沪战役」，是我中华民族近代对日抗战里边，第一场重大战役。早在淞沪之战爆发直前一个月，陈诚曾经写信给蒋介石，他观察日本并无悔祸之意，和平是没有希望了，应该尽速攻击前进，不要坐视日军后续增援。陈诚并建议蒋介石，假如敌军进犯长江，我军应该整个发动，肃清日本在我国境内租界区和各地的屯驻部队。


淞沪之战爆发前一个星期，在庐山积极着手军官训练的陈诚，打了一封电报给蒋介石，力主只有「抱积极战之目的，全面战之方针，始可得万一之和平，与一部之胜利，否则无法言战，更无法言和。」陈诚反对委曲求和的看法，与何应钦等主和派，站在了对立面。陈诚主张，我军武力的主力应该在华北打歼灭战，而不能以局部战争的方式，和日军对抗。他认为应该发动全面战争，主动肃清长江一带的日寇，减少处处设防的顾虑。陈诚还建议，不妨利用抗战的机会，调遣各省区的部队，既可抗日，兼可减少地区武力割据一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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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出动了陆军及海军陆战队一万多人，向我保安队进攻，我军随之增援抵抗，淞沪战役的序幕即此拉开。等到淞沪战事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急电陈诚从庐山返回南京，共商大计。席不暇暖，陈诚在南京待不到一天，又偕同熊式辉到了上海，视察战场。初期，负责淞沪战场的我军前线指挥官，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


陈诚与熊式辉从上海战场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各人观察与意见。熊式辉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和日本打仗，陈诚则力驳熊言，坚主于今之计，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乃在于要不要打的问题。陈诚告诉蒋介石，华北战局扩大势不可免，一旦日寇占有华北，其快速打击部队必定从华北沿着平汉铁路直驱武汉三镇，如此发展，中国战场将被切割为东西两块，在战略上对我国不利。陈诚认为，从战略上考虑，只有扩大淞沪战役的规模，转移日寇的注意力，避免日寇由北而南的攻势，转而诱导日寇由东而西，沿着长江仰攻的打法，这才对我有利。


蒋介石听明白了陈诚的战略建议，因陈诚这套战略思维，曾在一九三六年十月洛阳面报，蒋介石也认同陈诚的这套战略原则，连声赞同：「打、打，我们一定要打！」蒋介石遂大举增兵上海，日寇也被迫继续扩大淞沪战事。不久，蒋介石初步划定了全国范围的抗战攻防布署序列。平汉铁路方面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山西方面划为第二战区，阎锡山为司令长官；苏浙方面为第三战区，冯玉祥为司令长官，顾祝同副司令长官；两广为第四战区，何应钦兼司令长官；津浦线方面为第五战区，李宗仁为司令长官。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四号，陈诚指挥的部队加入淞沪战场的左翼军。日寇有海军舰炮与陆空协同作战之优势，我军在敌炙烈炮火下，牺牲惨重，仅能阻挡日军进逼，无法实施聚歼作战。到了十月初，我军退守沿蕴藻滨南岸陈家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继续抵抗，日寇续增援逾二十万人。蒋介石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负责淞沪战场全局指挥，在陈诚的战略布局里，淞沪战场是我长期抗战的基础，也是国际上动见观瞻的焦点，随着战场的变化，陈诚重新拟订了攻势计划。


十一月九日，松江、枫泾同时失陷，我军淞沪阵地逐渐陷入敌军大包围之中，苏州河南岸的情势，亦对我极端不利，陈诚开始着手全线撤退之准备，陈诚向蒋介石汇报，应将部队撤退到武进一带的国防在线，蒋介石在电话中不同意立即后撤，蒋以九国公约刻在布鲁塞尔开会，为争取国际同情，命陈诚再撑三天。陈诚亲自到前线昆山一座宝塔内坐镇指挥，三日期满全线撤退。


淞沪战役打了整整三个月，战场规模在近代仅次于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上海于十一月十二日陷落。总计我在此战役中，伤亡官兵约二十万人，日军约七万人。淞沪战役在战术上，无疑是惨败，国民党精锐部队受创严重，但在政治上，中国粉碎了日寇三月亡华的迷梦。陈诚本人，不光是在战略上出谋献策，也在火在线与敌作殊死搏战。三个月的淞沪战役过程中，陈诚不眠不休，干冒锋镝，他的指挥所往往就在日寇火炮射程内，陈诚顶着敌人的炮火，坚守岗位。日本军机屡屡飞临上空，肆意轰炸，有好几次，陈诚的指挥所刚搬走，敌机就循迹而来，投弹直接命中目标。在淞沪战场上，陈诚的随从人员多人死难，陈诚仅以身免，部下见陈诚不畏死，亦愿以身殉国，死守寸土。


国军撤出上海外围，继之撤出南京；陈诚面对的第二场大战，是驰名中外的武汉保卫战。


基于淞沪战役之教训，蒋介石意识到部队政治工作之重要，遂命陈诚筹组政治部，早先，蒋介石已在一九三八年元旦，派任陈诚为武汉卫戍总司令。武汉会战之序幕，由几场大规模之空战开启，继之，敌人先于一九三八年五月攻陷徐州。六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在第三和第五战区之间成立了第九战区，划定湖口至南昌以西及长江以南为作战地带，任命陈诚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不久，日寇对武汉形成大包围态势，并从三个主要方向进犯武汉：一、沿着长江，由海空军作前锋，朝武汉挺进；二、从南侧进占南昌、长沙、岳州，截断粤汉铁路，以包围武汉；三、由皖北分道西犯，截断平汉铁路，突破大别山，进逼武汉。


万家岭之役是武汉保卫战众多战役当中，最值得追忆的一场战斗。万家岭介于瑞武路与南浔路之间，日寇之一０六师团，于十月一日由何家山进入这个区域，遭我军坚强抵抗，无法前进，日军乃陆续增援，不断向我军阵地猛扑，我军亦不断增援，并派兵抄其后背，日寇渐不支，纷纷朝田步苏、箭炉苏、扁担山、张古山、哔叽街等处后撤，我军又在援军加入下，予以个个击破，双方战况空前激烈。据陈诚的说法，我军在万家岭之役中，共击灭日寇四个联队之众。万家岭之役进入尾声时，日军已于十月十九日攻陷湖北大冶，武汉近郊已有敌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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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为艰困的环境下，陈诚领导的第九战区，仍在此时作反攻之部署。这时，陈诚接到蒋介石的指令，限令在十月二十五日弃守武汉，结束武汉保卫战。综计从六月十一日至十月二十五日，敌我双方在此会战中，至少投入了一百五十万的兵力，其中，日寇的伤亡，照陈诚的估算为二十万人以上，我军的伤亡人数高达四十万人。


抗战军兴以迄胜利还都，陈诚曾先后担任军政部常务次长、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总司令、湖北省主席、军政部部长、海军总司令、参谋总长等职务。


国共东北战役爆发，蒋介石调陈诚为东北行辕主任，由于军政各端，诸多失措，各方归咎东北一败涂地，陈诚为罪魁祸首，遂为国民党内部备受争议的军事将领。很长一段时期，国府内部「杀陈诚以谢国人」之呼声甚嚣尘上。为了东北军事失利，陈辞修备受同党疵议，一度失意沉潜，以避锋镝。谤议腾腾之际，一九四八年六月五日，也是陈诚离开东北行辕主任职务三个礼拜后，他进入上海陆军总医院动胃溃疡手术。术后，陈诚情绪低落，遂以养病为由，不复仕出。


陈诚本欲在上海霞飞路寓所，就近调养，一以房东索屋甚急，必须另觅住所，二者，斯时济南解放，锦州告急，陈诚认为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太多，不太适合养病，三以亲友多人劝其出国，远离是非之地，陈诚以心不能安而婉拒。思来想去，陈诚认为台湾气候温和，而且交通便利，环境清幽，物价便宜，较适合养病。遂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偕同妻眷乘飞机抵达台北，借住草山海军招待所，暂时栖身。陈诚从这一天到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身故异乡，与台湾结下不解之缘。综观陈诚一生，受蒋介石影响极深，但议者亦认为晚年蒋、陈关系，似为既联合又斗争之矛盾关系，真相如何，颇值探究。本文聚焦陈氏赴台初期之政治生活为观察核心，希冀藉诸陈诚个人经历，映照蒋政权退居台湾初期之即影。


陈辞修赴台养疴两个月期间，为前线战局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下野之压力愈见沉重，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字伯聪）忽登门求见，魏氏语陈辞修，接获「总统」密电，电文内容仅称：「决任弟为台省主席，望速准备」。第二天，中央日报登载中央社电讯，称「行政院」会议决定改组台湾省政府，并任陈诚为省主席。


东北挫败之阴影挥之不去，陈诚虽间接接获蒋介石之指令，但其心态似对仕出冷淡消极，故而在魏道明辞出陈宅后，随即去电蒋介石，称：「魏伯聪有远见，应仍请其主持台政，职可在军事上以个人关系予以协助…」。斯时，蒋介石正为陷于胶着之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殚精竭虑，席不暇暖。三天后，蒋介石得知陈诚犹未到任，即急电催陈氏速速到任：「如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紧接着，蒋介石又去一电催陈辞修速就任，电称：「命令业已发表，应照伯聪兄之意从速交接…总以勿再游移为第一要义。」一九四九年元月六日，陈诚仅带了一名随从人员，匆匆就任，蒋介石闻陈辞修到差，急电称许，并说：「闻昨已就职，甚慰，自主台命令发表后，反对者对弟攻讦复起，所可痛者，我同学干部，亦受影响，革命环境，至此险恶极矣。」


蒋介石所谓「全盘计划」究所何指？从尔后陈诚的若干行动方案可以证明，蒋介石之任命陈诚，主要着眼于陈诚可以忠诚落实他的撤退台湾计划。而全盘计划也者，就是国民党大军与军政机关的撤退台湾计划，陈辞修心里明白，他的首一要务除了继续在台湾推动政务，革新省政，更艰巨的任务，是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让国民党大军与军政机关，乃至随之而来的难民潮，能从容不迫、平平安安地从大陆疏散撤运到台湾。


于是，陈诚到差的第二天，他就召集了台湾省政府交通处、国民党军联勤总部在台负责者、海陆空勤各单位，与主办交通的各个机关，在港都基隆举行会议。陈诚到了基隆这个台湾北部最大海港，他发觉事态严重，这也难怪蒋介石会在电报上急得跳脚说，陈诚再不就任就「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了，陈诚到了基隆码头，放眼望去，让他吓了一跳。陈诚在回忆中描述，中央军政机关迁台单位为数激增，战后还有一批来自日本的赔偿机器赶运至台湾，斯时，上海商人不断从大陆进口货物到台湾，均集中于基隆、高雄这两个口岸码头。基隆港原有码头十八座，陈诚视察时亲眼目击，进港的船只已经多达四十一艘，其中商船二十四艘，军用船舰十七艘，把狭窄的基隆港挤得水泄不通。据当时的统计，那时一条船要装卸货物，有的需时四十天以上，外港还有船只因不耐久候，原船开往其它地方者。


陈诚亲眼见到了这样的场景，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白，这就是蒋介石讲的，你再不走马上任，就会「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陈辞修心里的担子是极其沉重的，他原想远离众矢之的的是非圈，远离「东北就是你搞丢的」这种谤议，故而以养病之托词，避居台岛，没想到如此夤缘之下，蒋介石却挑中陈诚肩负大撤退计划的主事者，自是陈辞修与台湾结下不解之缘。


有鉴于戎机紧急，到任不过三天，陈诚就军政机关撤退台湾事宜，向蒋介石作出了五点建议案。建议案重点内容是：一、中央军政机关不必要的单位和无价值的物资，暂时不必马上迁台，以免过度拥挤，并招致人民不良观感。二、从速疏浚高雄港内的积泥。三、增加基隆、高雄两港的起重机具。四、修复原有仓库。五、中央迁台各单位，请分别派出负责人员，并应有统一军政撤退之负责人员，职司协调。


就在蒋介石下野的前六天，南京来了命令，蒋下令驻台的海陆空军全部归陈诚指挥，以统一事权。


陈诚上任之初，疏运港口，成为他最重视的工作之一，其目的，就在于便利大陆物资的运台。陈诚似乎已看穿蒋介石的心思，台湾是国府撤退的终点站。当时，台湾岛内的物资与交通非常贫乏，凡是可以抢运的物资，一律都抢运至台湾。协调配合百万军民撤退台湾，是陈诚到台湾以后，为蒋介石完成的第一项重大任务。在陈诚及所辖干部的努力之下，战后百废待兴的基隆、高雄等台湾港口，又恢复了战前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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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台湾早岁港务机关的统计数字，战前日本殖民时期，以基隆为例，每年货物吞吐量一年约为三百五十万吨。到一九四九年元月，陈诚就任台省省主席以后，他亲自责成港务人员强化吞吐量，每日进货量就从接任后的每天五千吨，成长到每天一万吨，已经可以突破战前日本人创下的纪录。因此，陈诚终能不负所托，使得大陆撤退的军民、物资，均能大体接运到台湾。


在国民党政权岌岌不保的年代，陈诚成为危急存亡关头，蒋介石最倚重的镇山之宝。就在这个风雨飘摇，人心莫测的时间点上，陈诚在他案头便条纸上，写下这么一段话：「生于斯死于斯，离此一步即无死所，不可再有如在大陆上尚可撤退之念」。


诚如陈辞修在初接任台湾省主席说过的一番话：「台湾不是日本人遗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是台湾同胞五十余年血汗所累积，是全国千百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争取回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对后代子孙？」


陈诚初长台政，政治与经济各方面的问题重重，少数台独份子正从事「独立」、「托管」活动，金融动荡，物价高涨，学潮澎湃，陈诚当务之急，就是要稳住情势，安定人心。


陈诚主政台湾，做了好几件颇具开创性的大事。诸如实行「三七五减租」、改革币制、粮食增产、及实施地方自治等。其中，一般尤以「三七五减租」与改革币制两项，被认为是台湾由战后贫困走向小康的起步阶段。


陈诚借镜过去担任湖北省主席时，实施过的「二五减租」，而其实当年施行的「二五减租」，实质精神与「三七五减租」是雷同的。陈诚表示，租佃制度本来就应该废除，但是这种制度由来已久，一方面不希望实行暴力手段解决土地问题，加上当局又没有足够的资金，收买或者征收这些土地，所以，只好改革现行的租田制度，以阻止有钱人向利用土地作投机牟利的事情。


惟恐人亡政息，陈诚还透过立法院，通过了「耕地『三七五减租』减租条例」。根据事后统计，实施「三七五减租」，佃农的地租减少，平均收入反而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而且佃农努力增产增加的收入，又全归佃农所有，因此实际增加的利益远超过这个数字比例。  

     

改革币制，是陈诚到任之后，对台湾最大的贡献之一。旧台币发行于台湾光复时，原有收支不平衡及通货膨胀的问题，但与大陆内地相比，仍然不是太严重，到了大陆开始发行金圆券，受金圆券剧烈贬值的影响，再加上台湾垫付款过多，财政负担沉重，省内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为求根本解决金融危机，陈诚在当时台湾省政府财政厅长严家淦的协助下，积极展开币制改革工作。


为了确保币制改革的成功，当局陆续作出了相关的规定。诸如，一、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二亿元；二、以美金为计价单位；新台币对美金的汇率以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三、新台币对旧台币的折合率，定为旧台币四万元折合新台币一元；四、黄金、白银、外汇及可换物资作为十足准备金；五、新台币在省内得透过黄金储蓄办法兑换黄金，在省外得透过进出口贸易兑换进口所需之外汇。


台湾经历了这场宁静的金融改革以后，原本扰乱金融秩序的投机事业不复发生，金融活动纳入常轨，台当局的财政收支，与国际贸易收支，均达接近平衡的状态，金融安定，币信巩固，物价平抑，这使得台湾逐步脱离战后贫穷阴影，走向经济复兴之路。台湾能有日后之经济起飞，陈诚奠下根基，厥为首功。


走出大陆失败的阴影，陈诚对蒋介石献替良多，不论于公于私，陈诚都无愧于蒋介石。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下野后，对美国多所顾忌，担虑在国共内战失利，且美国又放弃援助的情势下，去到台湾，会对其不利，故而多次对莅台踌躇裹足。蒋介石这层心理障碍，也是陈诚为他解开他的。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陈诚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电文说：「职意钧座应即飞台。又钧座行动，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且因我国一切组织松懈，与限于法令，亦无法秘密也。职陈诚。」隔了四天，蒋介石仍对莅台事未置可否，陈诚又去一电催驾：「…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


从这两份陈诚打给蒋介石的电报，说明一九四九年蒋下野以后，如果贸然前往台湾，蒋担心可能会引起美国方面的关切，甚且担心可能安全上发生不测等因素。陈诚以电报向蒋介石保证安全，暗示蒋可免除这层担忧。随着各项新政逐步落实，政情日渐稳定，陈诚的仔肩重担并未因此稍减。一九五０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复行视事」──复职以后，蒋介石为投桃报李，提名陈诚为「行政院院长」。蒋氏此举，一则回报陈诚半生戎马之耿耿忠心，二则回报陈诚不断催请蒋撤退台湾，保障蒋的切身安全。


到了一九五四年，蒋介石更进而推举陈诚为第二任「副总统」党内候选人，于同年五月就职。一九五七年十月，蒋介石更进而提拔陈诚为国民党副总裁，俨然有蒋介石接班人的架势。从这时起，一直到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为止，陈诚身兼三大职务：「副总统」、「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因病请辞「行政院院长」，保留了：「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两职务。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陈诚因肝癌逝世，享寿六十七岁。


尽管外界盛传蒋介石、陈诚之间，晚期互动渐趋冷淡，似有矛盾存在。但，蒋介石对陈诚的故世，悲怆不已，则为不争事实。他亲手题写了一幅挽联：「辞修同志 千古  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蒋介石亲笔挽额上写着：「党国精华」。





又记：
    江南写的《蒋经国传》如是评说陈诚与蒋氏父子关系：「上焉者，处处要请示蒋先生，下焉者，要向经国低头…。」，「…陈军人本质，一向发号施令，且以果断闻名，处此尴尬境遇，内心之苦闷，盖可想及。」这是一九六三年间，江南笔下陈诚政治生活之困境，斯时，蒋经国已经当上「国防部长」，政工系统、特务组织，早已纳入蒋太子指挥体系，斯时，蒋介石又把军权交给儿子，蒋太子总绾兵符，虽然陈诚名义上是「副总统兼行政院长」，在党部又是中国国民党副总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陈诚长年追随蒋介石，老先生脾性，陈诚洞若观火，岂会不知老先生之心思。


    陈诚与蒋经国之间矛盾关系，向来备受岛内外人士之注目，但外间多属推想臆断之说，少有真人真事实际经历能旁证博引者。衣复恩先生回忆录曾缕述其本人与蒋经国结怨经过，有段蒋经国与陈诚之故事，颇为传神与真实。


    衣先生叙述，有一天，他接到陈诚「副总统」的武官韩采生上校的电话，谓辞公想看看U-2（按：即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国民党空军合作，侦察大陆上空之用的高空侦察机）的空照。衣将军表示，陈辞公是他的老长官，对衣爱护有加，有时召衣去陈家叙谈，加上衣在美国华盛顿任武官时，与辞公的姻亲谭伯羽夫妇，及陈辞公的知友俞大维一家人都很熟稔，也因此陈辞修从不把衣复恩当外人看。衣复恩说，陈诚是「副总统」，他要看，岂有不从之理。于是，衣复恩就将U-2照片和资料，亲送阳明山辞公寓所。谁料到，与衣复恩约见陈诚的同一时间，蒋经国也去拜访陈辞公。衣复恩说，这次蒋经国的「不期而遇」，是碰巧，还是人为？衣复恩始终想不透，但衣复恩猜想蒋经国心中可能对此事很不高兴。衣复恩事后认为，这次去辞公府上，没有事前向蒋经国报告，这是他自己的疏忽，也凸显他不懂政治。这样的性格，置身高层之间，自然危机四伏。


    衣复恩还讲了一段关于蒋经国抱怨陈诚的故事，蒋经国亲身告诉衣复恩夫妇，他对陈诚并不太认同。蒋说，此次党的中央委员选举，实际上他（蒋经国）的得票最高，但把第一名「让」给了陈辞修。


陈诚晚年与蒋介石父子之间的矛盾日深，似乎连海外都有此传言。据一位长期担任蒋介石绍兴师爷的蒋氏父子亲信，晚年时对友人言及亲眼所见的一幕情景。六十年代初某日，蒋介石要这位绍兴师爷亲送一份急要公文给陈诚，并强要陈诚在上面签字。绍兴师爷走进「副总统」办公室时，陈诚还和颜悦色招呼看座，不料递上公文，转达蒋介石公文时，陈诚勃然大怒，绍兴师爷婉言解释「这是总裁的意思…」，话没说完，陈诚更是怒不可遏，气得把公文往桌上一摔，脸色极为难看，绍兴师爷见势不妙，只好鞠躬退出。


    是故，陈诚晚年与两蒋关系确实相当紧张，甚至有谓陈诚肝疾，亦与长年承受上下压力，心情郁闷有关。


一九六三年七月，周恩来获悉陈诚提出辞职，认为此事并不单纯。七月九日，周恩来约见张治中、傅作义商议此事。周恩来分析陈诚辞职不外三个可能原因：一、美国压力；二、内部矛盾；三、真的有病。周恩来提出他的想法：「不管台湾形势如何，我们的政策是要老小合作。」一九六三年年底，周恩来趁出访十四国期间绕道广东，会见准备去台的有关人士，希望他转告陈诚及台湾当局，美国正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要把台湾变成一个独立政治单位。希望这些人士传达讯息给陈诚，国共两党可以在反对「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形成统一战线。周恩来的意思是，大陆方面不会因为已经强大而不理台湾，也不会因有困难而拿原则做交易。如果单从我们方面看，台湾归还祖国固然好，如果暂时缺少这一块，那也无损于祖国的强大地位。我们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是从祖国统一大业出发。今天祖国的四周边界问题已解决，唯独东南一隅尚未完满，这个统一大业应该共同来完成。


祖国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早在一九五六年就有了最高原则。一九五六年十月七日，毛泽东等在会见有关人士时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


一九五八年炮击金门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接见访宾时，周恩来针对国共和谈问题曾有具体设想，周恩来指出，可以安排蒋经国等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也要为蒋介石在中央作安排，台湾还是归蒋介石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承让做副的。


关于对陈诚的安排，周恩来指出，如果陈诚愿到中央工作，他的位置当然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呼吁台湾当局：「我们无求于你们,只希望你们实行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三民主义，然后逐步进到社会主义，如此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毛泽东发表了他亲自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毛泽东告诉国民党当局：「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接见了一位在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的新闻工作者时表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指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毛泽东说，蒋介石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毛泽东又说，蒋介石同美国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他们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关于军队问题,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周恩来将毛泽东讲的这整套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


    陈诚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去世，毕生恩怨归于尘土。台湾当局发表了陈氏条列式的遗言说：「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比较特别的是，陈诚遗言中竟然没有提及「反共」或者「反攻」之类的字眼。一九六一年下半年，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似乎意在从是否要自金门、马祖撤退的问题上作文章，离间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关系，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实现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为了破解美国人的阴谋，周恩来决定以促进蒋、陈之间的团结，来破解美国“拉陈抑蒋”的阴谋。


周恩来认为陈诚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不会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但是，在陈诚赴美前，周恩来请人提醒台湾当局，要加强内部团结，换言之，要强化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之间的团结，要蒋介石、陈诚、蒋经国把军队抓在手里，美国就不敢轻举妄动。周恩来强调，只要蒋、陈一天能守住台湾，不使它从中国分裂出去，那么，我们就不改变目前对他们的关系。希望他们不要越过这条界线。


一九六一年八月，陈诚访美，美国国务院官员为了向陈诚示好，故意把一九五五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给陈诚看。陈诚看了这份记录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坚持美国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有泱泱大国风度。」陈诚向人表示，他们也要向历史做交代。


    陈辞修在暮年担心的，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台湾，存在许多别人不能说、不敢说的问题，借着遗言，陈诚点出了三条：「一心一德」、「不要消极」、「内部团结」。这或许是陈辞修的疑虑，也或许是他人之将逝，其言也真。


生死大事，亦是管窥蒋氏父子与陈诚实质关系的最佳场域。台北《大华晚报》在陈诚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逝后的一篇社论中有云：「时未半年，国丧两位大老。于右任先生『葬我于高山之上兮』的挽歌未歇，辞修先生『全国军民，共此患难』的遗言又萦绕耳际。」


《大华晚报》社论还透露了几项讯息：「辞修先生临终前一日，总统亲往视疾，辞出时还留有泪痕。昨晨病情恶化，总统令长公子蒋经国将军终日守护在病榻之旁，蒋夫人亦亲往探视，对陈夫人抚慰备至。我们深知，今日没有任何语言能形容，总统心情的怆痛。这感情最难排遣，半由于对国是的萦怀，半由于多年忧患相从的深情。」


    然而，陈诚逝世后，由台湾官方出版的《陈副总统纪念集》，收集了国民党党政军各界官员对陈诚的悼念文章、祭文、挽联、诗文等，以悼念文章而言，由官员署名的悼念文章，按例均系本人亲自撰写，或者委诸绍兴师爷手笔，而仍由本人署名，每篇悼念文章，论篇幅少说亦有上千字者，殊不知，蒋经国的那篇悼念文章，竟只有短短九行字句，而且还是由编者捉刀代笔。蒋经国这篇悼念文章写道：「陈副总统逝世，国防部长蒋经国至为悲恸，他沉痛哀感的说：『陈副总统的逝世，在国家和党来说，是无可补偿的重大损失。在我个人来说，尤其是失去追随了近三十年的导师。』蒋部长还追忆的说，陈副总统卧病以来，他曾经晋见多次。最后一次谈话，是在三月一日上午。他说：『当时副总统曾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和我谈话。副总统虽在病中，仍感殷殷以国事为念，并且对我个人勉励有加。』蒋部长心情沉重，他说，他追随副总统，备承指导爱护，至今近三十年。想不到在国家艰难的时候，副总统竟一病不起，这真是国家和党无可补偿的损失。」


    尽管外间各种谣诼纷纭，但陈诚深知蒋介石传子不传贤之意向，他半生追随蒋介石，体察强人之政治性格，故其终能顺应风向，将权力平稳过渡。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陈诚辞去「行政院长」兼职，十天后，并请病假三个月，蒋介石提名严家淦，递补上他的「行政院长」职务。


    自一九四九年底，至一九六三年终，陈诚领有台湾行政权力，凡十四年，这十四载扎下的根基，正是台湾从战后残破穷困的局面，朝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关键年代，无论是在农业、工业、教育、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陈诚都是国民党治台期间，奠定稳固基础的开创者。


    昔时台人尊称陈诚为「陈诚伯」，二二八事变以后，台人与大陆人紧张关系，陈诚能得民众如此爱戴，足证他在主政期间，一步一脚印之实绩，已普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