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进中共“一大”会场的那个人

井木轩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家正式举行，会场就设在李家客厅里。其布置很简单：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长条餐桌，桌子周围是一圈圆凳，桌上摆着一只粉红色的玻璃花瓶、一套茶具、一对紫红色烟灰缸。房间四面安置有茶几、几把椅子和一方两屉小桌。
　　大会推举张国焘为会议主席，主持日常议事日程。会议秘书是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工作。
　　张国焘坐在桌前的显要位置，神采飞扬。他首先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又提出了大会的议题，即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
　　张国焘宣读了由陈公博转来的陈独秀信函，其中谈了4点意见：（一）党的发展与教育；（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三）党的意见；（四）群众路线。
　　刘仁静微笑着坐在马林旁边。这位北京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正在发挥他的特长——翻译。他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有时，坐在另一侧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
　　张国焘仰着他那张宽脸，侃侃而谈，不时地在重要地方停顿一下，用眼睛看一看马林的反应。他一直讲了20多分钟，才告一段落。
　　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他声若洪钟，口若悬河，一副宣传鼓动家的派头。他似乎又回到了在印度尼西亚街头演讲的角色中——他曾在印尼做过多日革命工作。
　　当马林讲到他和列宁在莫斯科的会见时，会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目中，“列宁同志”享有崇高威望。马林眼里闪着光芒，说着列宁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怀；他很期望中国建立起共产党，期望世界的东方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中共代表们的眼睛，全都睁得大大的。若不是马林事先关照过不许鼓掌以免惊动密探的话，代表们必然早已激动地鼓起掌来。
　　马林一口气讲了3个多小时，一直讲到子夜。
　　马林的口才让张国焘叹为观止，他不禁暗暗佩服起了这位优秀的国际主义演说家。
　　马林讲完之后，尼科尔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言，他的话似乎并没有引起大家多大的注意。他一讲完，张国焘马上宣布散会。
　　当代表们披着浓浓的夜色走出李公馆后门时，四下里已一片寂静。晚风习习，吹得大家个个意气风发。这次大会开得十分热烈，以致于没有一个人面带困意。
　　那晚的月亮并不是很亮，却很柔和。
　　这是中共“一大”期间第一次全体会议。
　　以后的几天里，会议仍一直在李公馆举行。然而，时而有的代表会因琐事无法前来开会；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因怕出入过频，引起路人怀疑，所以也很少来。张国焘是大会执行主席，他是每回必到的。没有马林在场，他倒可以轻松起来，大声加入讨论。不知为什么，他在马林面前总有些拘谨。每次会议结束，他便匆匆奔赴大东旅社，向马林、尼科尔斯基汇报会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张国焘自己也做了一个长达6000字的发言，汇报他近两年来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方面所的一些工作。这就说明，他当时对群众运动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明确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会议之初，气氛还是很融洽的。但越到后来，争论渐起。尤其当起草党的纲领和决议时，争论就更加激烈了。
　　张国焘是会议主持人，自然被选进起草小组；李汉俊懂得4国外语，博览马克思主义典籍；刘仁静素有“小马克思”的雅号；还有董必武和李达，他们都参加了党纲的起草。
　　最激烈的争论，总是爆发在两位已读过不少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人物——刘仁静和李汉俊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共产党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党纲。
　　经过一番又一番的争论，在党纲、章程和决议的草稿纸上，画满了蜘蛛网一般密密麻麻的修改记号。每次一到论辩最激烈处，张国焘总是恰到好处地站出来，双手一拂，大声说：“别吵了，这个地方先记下来，等马林看后再决定好了。”
　　他极为推崇马林，这使得其他代表很不愉快；尤其是东道主李汉俊，因为他总是在气势上压倒刘仁静。而每当张国焘出面调解时，他就认为这是张国焘在帮自己人——刘仁静与张国焘毕竟是同在北京小组的，而且还都是来自北大。
　　在上海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马林亲自出席。谁知就是这次会议，却险些出事了。
　　那天是7月30日，天气分外的闷热。即便是坐在屋子里不动，汗水仍汩汩地从身上各处汗毛孔内渗出来。
　　代表们决定白天不开会，等晚上有凉风时再举行。
　　当夜幕降临大上海后，会议准时在李宅召开。
　　这次又缺了一个人——周佛海。据说那天他肚子痛，大泻不止，只好呆在住处休息。
　　代表们依次坐定后，马林宣布开会。不一会儿，从那扇虚掩着的后门里，伸进一个陌生人的头来。那人挤进门内，众人这才看清，是个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他那一双怀疑的眼睛到处乱溜。
　　李汉俊站出来，大声质问这个冒昧闯进自己家门的不速之客：“你找谁？”
　　那人随口答道：“我找社联的王主席。”
　　“这哪有什么社联，什么王主席？”李汉俊一脸诧异。
　　那人忙称找错了地方，一边弯腰道歉，一边匆匆退了出去；还回头使劲地盯了两个外国人几眼。
　　面对这一情形，富有多年地下斗争经验的马林，双眼顿时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怎么一回事，李汉俊当即作了简要的答复。
　　马林忽地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用手“嘭”地拍了一下桌子，当机立断：“一定是密探！我建议会议应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张国焘慌忙宣布中止开会，代表们纷纷散去。
　　李汉俊是主人，自然不能走；陈公博也坐下来陪他。陈后来在其《寒风集》中写道：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里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惶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说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马林的判断是正确的。幸亏他们转移得早，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不一会儿，便有大队人马赶来包围了李公馆。
　　原来，闯进门的那个人叫程子卿，是当时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那天他路过这里时，正好听见了马林声若响雷的异国语言，不觉起疑，进来查看。见到这一屋子人，忙回去报告了。

井木轩

多年以后上海解放，他还把这件事公开了出来。不过，共产党并未为难程子卿，反而请他参加了几次座谈会，他倒成了一个历史的活见证。
　　据陈公博不久后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
　　“……不想马上便来了1个法国总巡，2个法国侦探，2个中国侦探，1个法兵，2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而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筐，骚扰了足足2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朋友隔开，履行他侦察的职务。那个法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中国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家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免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地搜查。那个中国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是误认为我是日本人，误认为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查。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科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籍；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认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着你们还是有知识、有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其实还是很危险的。陈公博又回忆说：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密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纸罢，连看也不看……”
　　好一场惊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