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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一个人、一个盆业和一个民族（代后记）

写传奇会给人惊讶。
写业绩会书人羡慕。
写事买和思考会与人交流。
世界需要交流。中国更需要交流。一 贵在认真

很久以前就想写一本关于联想的书。

1989 年8 月2 日，是我正式到联想集团上班的第一天。在此之前，我在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另一家企业工作了将近十年。工作之余涉及到文学创作并且加入了作家协会。但是，想写一本关于联想的书与写作本身没有丝毫的联系，最初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激动。我在联想的第一位经理名叫郭为，是一位比我年轻三岁的MBA 硕士生，我在本书之中有多处提到他，此刻郭为已荣任联想集团的副总裁。我到联想集团工作四个月后接替郭为出任公共关系部的经理，并且在这期间创作了“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的广告语，协助郭为主持了1989 年至1990 年上半年公司的多项重大活动。其中包括公司由原来的中科院计算所公司改名为联想集团的宣传工程，包括联想微机上市以及联想集团第一篇关于管理文化《大船结构管理思想及管理模式科学性》的文章撰写，还有管理干部培训等等。1990 年5 月，我再次接替郭为主持集团办公室的领导工作，策划实施了1990 年至1991 年两年间联想集团所有的企业形象推广工作。而郭为则以助理总裁的职务主持了全国各地十几家
分公司的管理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常常能够有机会与柳传志总裁、李勤常务副总裁在一起讨论工作，接受指示，对联想的激动就时时地鼓舞着我。在此期间，写一本关于联想的书，这种愿望在心里就时时涌动着。这里面的原因大概是我在传统的国营企业有过较长时间的工作经历，过去工作过的企业与联想集团相比，后者确实更显得生机勃勃。1978 年至1980 年间，我在北京市物资局化轻公司的一个易燃易爆剧毒品仓库做库工。仓库位于怀柔水库西南的一个小山坳里，有二十几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白天大多时间闲得无事，年轻人在一起便绞尽脑汁想各种各样的花招儿做各种各样的恶作剧，以打发多余的精力而显得充实。譬如到相隔三、四公里的果园偷苹果，或者到同样距离的公社卫生院找稍稍漂亮一些的年轻女护士山南海北聊天；我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属于既不踊跃也不消极的一类人。平平淡淡的日子过了两年之后，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促使我调回城里，到电子部所属的那家工厂工作。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这家工厂是我国生产石英谐振器的第一大厂，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枚导弹都有这个厂的功劳，工厂会议室四周墙壁悬挂的锦旗向所有人证明了它的荣耀。我在厂里的设计所做过技工，不久便去做专职的厂工会宣传干事，然后做厂里宣传教育处的宣传干事。工作任务是每年在报纸上发表二十篇关于工厂业绩的新闻。这个任务我基本上可以用十天的时间完成，因为一篇稿件可以在二十家报纸发表。这使得我每年有大约三百天的时间不知道干什么。于是就一边读书一边创作和一边谈恋爱。读书是在现今的首都师范大学，当时叫北京师范学院。读夜大中文系，一读五年。刚开始厂里不批准，学费不予报销，占用的工作时间不准假，宁愿我在厂里无所事事也不能去学中文。于是我就写信告状，一直告到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宋任穷处，终于把学费和上学时间一揽子解决了，在厂里工人的眼光里我看到对英雄一般的敬慕。文学创作是从十几岁就有的爱好，写的书比读的书多，能够发表的作品只有写出来的百分之一。仗着分母大，分于小但发表作品的绝对数量依然不大少，于是就由我的老师、著名作家韩少华做
介绍人，多少有些侥幸混入的感觉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一直到1988 年，忽然发觉几乎所有的生活都是马马虎虎的，工作没认真过，创作没认真过，读书也没认真过。唯有谈恋爱做父亲比较认真，恋爱一年就结婚，结婚一年就做父亲。看起来匆匆忙忙，但品味一下还算认真。知道自己缺乏认真的时候已经28 岁。29 岁到联想工作，发现还有如此认真的企业，还有如此认真的人们，拿工作当自己的生命看。这是联想最初给我的印象。当然我本人也义不容辞地认真起来，这时候又发现认真以后自己原本有那么多的创造力和热情。

在联想，我有过两次挨柳传志批评。一次是1990 年的北京计算机展览交易会，我是联想展览团的负责人，我们在这次展览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签订的合同逾千万元，列大会所有参展单位成交额第一名。我很兴奋，专门指定有人天天统计合同金额，每天闭展前电话通知公司。有一天，报来的消息说当日合同金额达到五百万元。我不敢相信，叫人继续核实，回答还是五百万元。于是我就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柳传志。第二天柳总亲自到展览馆核实，结果证明合同金额离五百万元相差甚远。为此，他怒气冲冲回到公司，几乎是把我痛骂一顿，骂我“谎报军情”。这是我职业生活里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受到的痛责。尽管柳传志当时的表现怒气冲冲，但我非常非常感激他。因为从那一刻起，我对于认真的理解又有了新的进步。第二次是1991年7 月，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和《经济日报》联合举办“联想走向世界”报告会。按照报告会的设计方案，我们希望请一位长期关心我们的中央领导届时能够出席。我的部下与这位领导的秘书进行了确认，领导答应可以出席。但我忽略了应该叮嘱部下了解这位领导在这个时间段里的日程安排，以至于当我们把报告会时间定好以及所有的会议邀请发出之后，才知道这位领导在报告会举办当天恰好在外地考察工作。这件事柳传志并没直接批评我，因为我母亲身患癌症处于弥留之际。但是这次无言的批评依然令我难以忘记。认真的联想，认真的柳传志，认真的其他所有联想人，进入到这样一个到处写满认真的环境之后，我也认真了。这对我是极为珍贵的。通过这种认真，我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生命的价值。

尽管写书的愿望始终如一，但是我没有写。没有勇气。我知道我对企业的本质了解肤浅，对我们的国家了解肤浅，对世界经济的了解肤浅。我必须认真地生活过，使这些肤浅有了一定的改变，然后才可能真切地写出一些于人有益的感受。这样的滋味实在很痛苦。感情时时冲动着，使你按捺不住地要奋笔疾书。理智却不断提醒你不能仓促和草率。能够忍耐这种痛苦对人实实在在是一个磨炼。

1991 年，我决定离开联想。离开联想的心情很复杂，但原因很简单。在联想工作了两年之后，我希望自己能够有从事经营的机会，能够有创业的体验。在我看来这十分重要。思想会有如此之大变化，连我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因为仅仅在1989 年的时候，我内心强烈的愿望还是要当一名作家，作为企业人并不是我的最终归宿。时隔两年，我对企业已经产生了一种难以遏制的激动。坦率他说，没有联想的影响，我不会有这样的变化。

1991 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我在北京西郊海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向柳传志总裁正式提出调离联想。我们两个人谈了大约两小时。对于我，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谈话。为这次谈话，我做了两天的准备，心情也十分沉重。谈话的时候，柳传志尽量缓解沉重的气氛，这一点我看得出来。他没有挽留我，只是以朋友和长者的口吻询问着我未来的详细打算，并不时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和环节进行提醒。尽管我自己做了充分的准备，柳传志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我的心情始终不能够有一点轻松。那是一个秋阳明媚的下午，从医院出来司机送我回家，途中经过一片辽阔的原野。在往日，心情的那份恬适是不必说的，而那一天这一切都显得可有可无。

从1991 年11 月至1995 年5 月，这三年半的时间我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前后我一共创办了四家公司，每家公司都不大，有十几个人。到1994年的时候，由于经营的问题，我把创办最早的广告公司关掉了。剩下的三家公司有两家经营业绩差强人意，每年都有稳定的利润，还有一家处于亏损。关掉广告公司是我进入反思的开始，因为三年创业神经始终高度紧张，终日忙忙碌碌顾不上冷静下来跳出画面看画。我意识到自己的虚弱，朦陇觉得再这样埋头拉车一直拉下去恐怕就要车毁人亡了。恰好这时候经营情况允许我脱身，于是我又相继辞去了另两家公司的总经理职务，潜心读书和思考问题。1995
年2 月，春节的时候没有像以往那样做很多应酬，与妻儿守在家里，逛逛商场，间或去看望了几位相识多年但疏于走动的老朋友，天南海北扯生活唯独不谈工作。这是我五、六年以来头一次过的闲适的春节。北京在这一年开始禁放鞭炮，市区里所有的街道都静悄悄的。似乎受了这种景象的感染，我的内心也渐渐平静下来。正月十五过去以后，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换一种方式去工作了。准确地说，我不想再继续做老板了。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三年半的创业经历和结果证明我虽然有能力把企业由零推进成长到一，但是由一
推进到十却很困难。很多的问题我还解决不了，譬如创业伙伴的人情与企业管理中规矩的建立。有些事情我自己做不到。而做不到这些事情就不可能把企业办大。我这个人的心气很高，如果让我守着一亩三分地辛勤耕耘还能够自得其乐，这是很难做到的。我需要那种比较大的舞台，即便在这个舞台上我并不属于特别主要的角色，但我依然会感到快乐。有人也许能够喜欢“小舞台大角色”，而我不能。1995 年3 月，我决定放弃在我创办的企业中的老板角色，重新选择去一个大企业做雇员。这个决定实施的难度非常大，我必须一一说服三个公司里与我一同创业三年多的伙伴。尽管这三个公司的经营情况能够允许我离开，但我的那些伙伴不能接受法人代表辞职的事实。我不断地与他们开会，一个人一个人单独谈话，最后终于勉强获得同意。此后我与他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财务审查，做了股份和权益的重新分配，到四月份我总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那一天，我叫司机开车带我去了全市五、六个大型商场，这些商场里有我的公司在里面开设的商品专柜。和专柜的营业员、营业组长逐一寒暄，询问销售情况，但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不再是他们的董事长。直到几个月以后，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才知道我已调走。从商
场里出来，我分别去了中关村及和平里，那里有我另外一个电子公司的门市。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到哪里去工作？在94 年底至95 年思索抉择的这半年里，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相识相交的企业，原因是我想保持独立的判断。而当我做出最终决定以后，有几个企业像过电影一样开始在眼前出现，我必须在它们之中做一个选择。而最后我的选择是：重回联想。为什么要重回联想？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不解。中国有句老话，叫“好马不吃回头草”。在他们看来，重回联想对于我意味着将承受比去任何企业都要大得多的压力，值当吗？我当初离开联想时是有风波的，我想至今还会有人不理解。如果再次回到联想，人们将怎样看待和怎样要求我呢？我自己是否能够承受？关键时刻，我太太成了我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她了解我，了解联想在我心里的位置，了解联想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就像当年支持我离开联想去走一条她也必须付出代价的艰苦创业之路一样，她此刻依旧和我站在一起。尽管只要我同意，便会有企业提出很好的条件请我去工作，但她知道我离不开联想。

95 年4 月，我给柳传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达了我重回联想的愿望。老实说，写信的心情不平静，而叫人把信送到联想以后的心情就更不平静。我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联想或者会欢迎我回去，或者会拒绝。两种可能各占50％，甚至拒绝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没有等太久，柳传志的秘书电话通知我说柳总在参加全国劳动模范会议，约我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见面。那一天下午，我和柳总如约见面了。我们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去到离见面地点不远的一家四川餐馆用晚餐。接下来我和常务副总裁李勤在联想办公本部他的办公室里又进行了一次谈话。5 月下旬，我接到通知，公司同意我回去工作并以总裁办成员的身份兼任公共关系部总经理职务。7 月11 日，我正式上班。此时，与我离开联想的时间相差三年零八个月。从此，我三年半的老板生涯划上一个句号，而休止了三年半的联想生涯又继续开始。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自己人生历程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都选择了联想，这其中的原因十分简单。一个原因是我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越来越认真，认真到很多的朋友认为我是工作狂。对此我感到兴奋。第二个原因是联想集团属于我知道的格外认真的企业，这使我感到很幸运。我在1975 年11 月3日随家庭从湖南湘潭市调到北京生活，那一年我15 岁。从北京火车站出来乘公共汽车去往新家，一路经过长安街，我知道自己已属于这个中国独一无二的舞台。今天来看，我没有辜负那时候一个15 岁的少年的自信，因为我认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