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香港总督

一滴水

香港总督是殖民地时期英国派驻香港的英王全权代表，兼任香港三军司令，在香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自1843年设立香港总督以来，一共有28任港督，二战后就有8任。本文介绍其中的6位。

杨慕琦：最倒霉的香港总督

杨慕琦于1941年9月获任香港第21任总督时，香港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之中。杨慕琦毕业于牛津大学英皇书院，任香港总督前曾经担任过印度旁遮普的副总督、巴巴多斯总督兼三军总司令、坦噶尼喀地区总督兼三军总司令。1941年12月8日早8时，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后数小时便对香港发动空袭。香港的战事前后只维持了18天。1941年12月25日，杨慕琦在香港半岛酒店内昏暗的烛光下签署了无条件投降的文件，并率驻港英军向日本军队投降。此时距他上任仅3个月。这一天也是圣诞节，史称“黑色圣诞节”。

杨慕琦投降后即成为日本人的战俘。在以后的3年8个月里，他先后被囚禁于香港赤柱和东北沈阳的战俘营。1945年香港光复后，英国政府四处寻找他，但在香港所有集中营里都不见他的踪迹，以为他已惨遭日军毒手。后来英国政府从苏联方面获得情报，说苏军在攻入中国东北时，无意中在集中营里发现一名英国人。英国政府立即进行调查，此人正是港督杨慕琦。

1946年5月1日，杨慕琦复任港督，到1947年5月任满离职，以61岁之龄退休返英。他复任总督期间曾提出“杨慕琦计划”，试图改革香港政治；但因其方案始终未能取得共识，加上后来中国大陆局势不稳，大批难民涌入香港，该方案被一再拖延，至1952年10月，港府正式宣布放弃此计划。

葛量洪：续任两次的港督

1947年7月25日，葛量洪接任第22任香港总督。本来任期只有5年，但到了1952年，英国政府认为在葛量洪任内香港变化很大，要找一个同样胜任的新人很不容易，而且正逢朝鲜战争期间，香港在亚洲的角色十分微妙，英国政府便宣布葛量洪续任两年。任满后，又再次续任，至1958年初才退休，共做了10年港督，比他所有前任的任期都长。

葛量洪在担任港督期间，巧妙地当了一次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传话筒”，为中国政府化解了一个外交难题。

1955年初，澳葡当局宣布筹备所谓“庆祝”澳门开埠400周年，并准备在11月份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7月，葡萄牙又颁布了所谓的《澳门省章程》，公然宣布澳门为葡萄牙的8个“海外省”之一，归葡萄牙殖民地部管辖。如果让这种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庆祝”活动搞起来，那就等于我们容忍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但当时中国与葡萄牙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很难通过外交途径施加压力。富于外交经验的周恩来，最终选择了来京访问的葛量洪，巧妙地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葡方。

1955年10月4日，葛量洪偕夫人抵达北京，下榻在英国代办处。他们准备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停留6天，游览一下故宫和长城。按照礼节，葛量洪在英国驻华代办奥尼尔的陪同下，拜访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谈结束前，章汉夫告诉葛量洪，周恩来总理准备接见他们，这让葛量洪大感意外。10月6日，周恩来接见了葛量洪、奥尼尔。就在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突然转过头来问葛量洪：“我听说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准备庆祝澳门殖民地成立400周年。您知道这件事情吗?”“听说过，我已经接受了邀请。出席这样的典礼，我必须挑一件漂亮的衣服穿上，而这从来都是让我讨厌的事情。”葛量洪笑着回答。周恩来严肃地说：“中国政府和人民都不喜欢这种典礼。我认为，这个典礼应该取消。您的意见呢?”葛量洪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因此沉默不语。事后，葛量洪等人立刻把周恩来的意思告知英国外交部，英国外交部马上转告了葡萄牙政府，葡萄牙政府最终决定取消庆典活动。

葛量洪离任后，香港政府为纪念葛量洪对香港的贡献，特将公立医院、师范学院以“葛量洪”命名。

柏立基：为严重水荒头疼

1958年1月，柏立基走马上任，担任第23任香港总督。柏立基任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1963年的严重水荒。

1962年秋至1963年夏，深圳、香港等地几乎没有下过一场雨，土地干裂，淡水缺乏，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香港的供水发生了严重困难。当时，香港实行4天供一次水，人口较稠密地区每次供水4个小时，人口较少的地区每次只供3个小时，所有市民都要排队等水。应香港方面的请求，广东省人民政府一方面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开始酝酿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1963年12月8日，周恩来出国访问前专门绕道广东，亲自过问香港的供水问题。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1964年2月，石马河供水工程全线开工，翌年春季竣工。以后这项工程又经过3次扩建，目前供水能力达每年11亿立方米，占全港淡水用量的70%，成为香港的“生命水”，是香港繁荣和稳定的可靠保证之一。很难想象，没有水的保障，香港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戴麟趾：“文革”风暴中被“打倒”

戴麟趾是香港第24任总督，任期是1964年4月14日到1971年10月19日。

1967年，大陆的“文化大革命”也波及香港。5月6日，香港薪蒲人造花厂发生劳资纠纷，戴麟趾派警察逮捕工人，打伤数人，并宣布实施宵禁。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香港英国当局必须悬崖勒马》。5月22日，在警察与示威游行群众发生冲突后，戴麟趾宣布实施“紧急法令”。6月3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提出“香港的爱国者要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的口号。

6月3日，戴麟趾下令派警察到各个爱国书店、银行、国货公司和电影院，强令把张贴在墙壁上和橱窗里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揭露港英法西斯暴行的大字报、标语、报纸和图片等撤下来。同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就港英当局的这一严重政治挑衅行为，向戴麟趾提出最严重、最强烈的抗议。6月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最近以来，以‘总督’戴麟趾为首的港英官员不断对我同胞进行恫吓，一片杀气腾腾。戴麟趾五月二十六日公然向香港四百万同胞发出新挑衅说，他‘要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制止工人停工，‘平息’事件。在‘五·六’和‘五·二二’血案中，在现场指挥血腥镇压的高级警司谷巴也叫嚣说，要‘用警棍维持治安’，对香港同胞进行露骨的威胁。”

在邻近广东宝安县的香港沙头角镇，香港同胞包围了当地的英国警署，在警署四周的墙上和警车上，通通贴上了“粉碎紧急法令”、“打倒戴麟趾”、“港英必败、我们必胜”等标语和抗暴大字报。6月2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说：“对敌人打击最沉重的，是贴在港英最高统治机关‘总督府’门外的大字报。由于港英‘总督’戴麟趾一再拒绝接受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代表的抗议，爱国同胞无不义愤填膺，从五月十八日起，一连四天，大批大批的抗暴大字报和抗暴标语，贴到‘总督府’的大门外、围墙上，连卫兵的岗亭都贴满了。”8月，北京举行群众大会，有人喊出“解放香港”的口号。8月22日，狂热的红卫兵放火焚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中英关系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

香港流血惨案发生后，由于担心中国政府会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开始考虑撤出香港。1967年，英国政府出台的一份文件称，如中国军队“入侵”，英国应“部分撤离”香港，即把殖民政府的相关人员撤出香港。1967年5月17日，英国外交部在致戴麟趾的电报中说：“或许我们撤出香港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在此后两年中，由于担心局势不稳，很多香港市民开始变卖财产离开香港，造成香港的第一轮移民潮。

1969年3月，英国香港问题部长委员会起草了一份绝密报告，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中国表示英国会在时机成熟时完全撤出香港。由于中国政府从未有武力攻打香港的准备，也没有在当时收回香港的打算，因此英国并未实施提前撤离香港的计划。

尤德爵士：唯一病逝于任内的港督

尤德爵士，香港第26任总督，1982年上任，1986年病逝于北京，是唯一病逝于任内的港督。

尤德平易近人，凡是和他相识之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和蔼可亲。他能直接阅读中文书籍，对中国的历史和民众的心态十分了解，且怀有一份敬重之情。

在尤德的任期内，香港的回归问题是他需要处理的最大问题。1982年7月24日，中国驻英大使柯华在伦敦同时任港督的尤德和前任港督麦理浩讨论了香港的回归问题。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中，尤德和麦理浩坚持英国政府的立场：交回主权，但由英国继续管理。柯华据理强调：主权和管理权不可分，中国将同时恢复行使主权和管治权。双方争执不下。尤德和麦理浩最后问柯华：“这样争论下去达不到一致怎么办？”柯华回答说：“这也好办嘛，你们不是刚刚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吗？那里距英国本土九千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而且，大西洋气候恶劣，但你们还是去了。而香港距离伦敦只有八千多海里，沿途有许多补给、加油的地方，太平洋西岸的气候又很好，你们也可以采用对付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办法嘛！”尤德和麦理浩沉默了一会儿，异口同声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用解决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和直布罗陀的办法对中国是不行的。”

1986年12月，尤德率领香港高层经济贸易代表团到访北京。当他结束访问准备返港时，在下榻的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心脏病突发，在睡梦中去世，终年62岁。翌日，尤德的遗体用飞机运回香港，在香港圣约翰座堂举行追悼会。尤德的遗体火化后，骨灰由家人带回英国威尔士故乡安葬。

彭定康：末代港督的风雨岁月

1991年12月31日，英国首相梅杰宣布：现任港督卫奕信爵士将于明年年底前卸任。谁将接替卫奕信出任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呢？人选迟迟未予公布，人们为此议论纷纷。

末代港督千呼万唤始出来。1992年4月20日，梅杰正式宣布：英国保守党主席克里斯托弗·帕藤接替卫奕信的港督职务，7月份正式赴港上任。与其他的港督不同，帕藤到任时一反常态，并没有穿殖民地官服，而是一身便服，作风亲民，并且经常到香港各区巡视，故受到香港市民的热烈欢迎，人们都以与他握手为荣。

帕藤何许人也？他是英国政坛上的职业政客。他于1966年加入保守党，从20世纪70年代起，历任英国保守党研究部主任、下议院发言人、艺术部长、社会服务大臣、北爱尔兰政务次官、负责教育及科学的国务大臣、海外事务发展部大臣及环境事务大臣。帕藤与梅杰、外交大臣赫德关系密切，被称为保守党内的“三驾马车”。因支持梅杰取代撒切尔夫人出任保守党领袖有功，被梅杰委任为保守党主席。1992年4月，帕藤以执政党主席身份在大选中落败，痛失国会议席，同月被任命为香港总督。英国和香港政坛都认为这是梅杰给他的“安慰奖”。

作为香港总督，帕藤的薪水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上任港督卫奕信年薪9.77万英镑，远远超过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仅次于美国总统布什。而帕藤的年薪为213.6万港币，比英国首相梅杰高出两倍。他的两个女儿每年还可领取教育津贴共9.47万港币。加上名目繁多的各种津贴，帕藤的个人年收入高达296.3万港币（约合35万美元），比美国总统20万美元的年薪高出75％，比日本首相21.7万美元的年收入也高得多。据英报统计，帕藤从1992年上任到1997年离任返英时，可带回60万英镑的储蓄存款。这是他在英从政多年难以积累的。

按惯例，历任港督及所有外籍公务员的中文译名，均由港府中文公事管理局提供。帕藤从为他提供的若干译名中，选中了“彭定康”三字，取义在后过渡期的5年中香港能够“稳定安康”。

作为末代总督，彭定康注定要面临一个特殊的难堪时刻。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哭了。7月1日，告别仪式在皇家游艇旁的“添马舰”上展开。英国王储查尔斯在日记中记录了告别仪式：“彭定康离开港督府与随员告别后，在下午茶时偕家人登上游艇。他们黯然神伤，若有所失。彭定康抱着港督府的英国国旗上船，那面国旗是送别他的礼物……”1997年9月香港《广角镜》杂志刊登的专访中，彭定康谈起那个时刻：“我的内心略带忧伤。那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是英国在世界上殖民主义的结束。”

从香港总督卸任后，彭定康似乎对中国友好了许多。他曾多次表示：中国强大不是威胁，对世界是一种福分，中国衰退了才对世界有威胁。其后他担任过牛津大学校长，同时被封为英国终身贵族，封号巴恩斯男爵。

作为牛津大学校长，彭定康很欢迎中国留学生。他说，中国学生素质之高，让他感到惊讶，因此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学生能够到牛津大学深造，无论是来自香港还是内地。作为鼓励，牛津大学将增加中国留学生名额，提供更多的奖学金。

2007年2月，在邓小平逝世10周年前夕，彭定康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只写了一句话：“邓小平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