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潜伏台湾地下党的兴起与覆灭（隐蔽战线系列一）

一滴水

天未拂曉，一排武裝槍兵由禁子牢頭帶隊，齊步走進台北延平南路保密局黑牢，押解行將就戮的死刑犯。幾名威武不屈的地下黨，拉開嗓門引吭高歌國際歌，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被五花大綁，以軍用大卡車載往馬場町刑場，槍決就義。……然而，向國民黨投降苟活性命的地下黨，則被晉升為國軍將領，……。

歷經在大陸摧枯拉朽全面潰敗覆滅命運之後，蔣介石父子非常清楚，國民黨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大潰敗的總和，恐怕還不如在隱蔽戰線上的全盤盡墨，來得令其痛心疾首捶胸頓足。戴笠手下大將魏大銘（軍統電訊處處長、無線電專家），眼看共軍渡江，曾作這麼一段評說：「長江天塹，中共無海空軍，竟可滲透江陰荻港等要塞，而以帆船渡江，進軍江南，任令共諜橫行，我想戴先生地下有知，必怒髮衝冠，目眥盡烈裂矣。」魏大銘恐怕忽略了一個事實，國民黨的潰敗，何嘗不是當局過度神化戴笠，過度信賴中統、軍統，而低估中共地下黨在隱蔽戰線旋乾轉坤的能耐。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中央主辦的黨內刊物《共產黨人》第十期，有一篇署名羅邁的文章〈怎樣執行黨組織上的精幹政策和隱蔽政策〉。羅邁是李維漢的化名，他係大陸解放後首任中央統戰部部長。

國民黨特務組織理應拿得到《共產黨人》刊物，而且也會如實呈送到蔣介石的辦公桌上，然而，蔣介石當年壓根沒打開《共產黨人》好好研究裡頭文章的精義，這份中共黨內刊物內容，一直要到台灣，才逐漸引起蔣介石父子的重視，並且成為「內調局」（內政部調查局，是中統的後繼單位）、「保密局」內部必讀文章。

羅邁這篇文章有段話，讓蔣介石刻骨銘心：「在地下黨的環境中，黨組織的發展，首先要注意到使自己能夠鞏固和隱蔽起來，因此更加注意質的選擇和質的提高，……。秘密環境中的黨組織，不宜數量上的過多，也不宜地域上的普遍，而應該是建立又精幹又隱蔽的、必要的支點。與其不精幹、不隱蔽的多，毋寧又精幹又隱蔽的少。……。黨的最好的隱蔽自己的方法之一，是使自己的黨員和組織深入到社會裡面去，在社會的深處生下自己的根基。…如果不深入社會…而脫離社會孤立起來…連自己本身（黨的組織）也無法隱蔽下去，無法生存和發展。…」其中，尤其是「深入到社會裡面去，在社會的深處生下自己的根基」這句話，更是國民黨當局統治大陸二十三年間，想做但根本做不到的事，而卻讓共產黨做到了。

任職新四軍政委、中共華中局書記時期的劉少奇，也曾經說過：「在決定勝負時，是用公開的戰爭，在準備勝利與取得勝利，以後的鞏固勝利，是鬥智的秘密戰爭來決定，…倘若你們這項工作作得好，經過三、五十年，在敵人內部佈置好了，一旦公開的戰爭爆發，便可馬上把敵人打垮。…」

地下黨與國民黨特務機關之間，從一九二七年初一路纏鬥到一九四九年底，在長達二十三年的隱蔽戰線鬥爭中，初期彼此各擅勝場，各有勝負，愈到後期，地下黨愈戰愈勇，明顯佔了上風，故能乾坤一擲，把國民黨政權一路趕到台灣去。然而，教人意外的是，一九四九年以迄一九五０年，地下黨組織「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卻無從乘勝追擊，在島內隱蔽戰線一場惡戰中，竟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整個顛覆，幾乎整鍋端走。一九四九、一九五０年之交，原是蔣介石國民黨當局潰退台灣之後，存亡絕續的緊要關頭，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在島內隱蔽戰線上打的第一仗，地下黨卻意外地敗下陣來，這一仗，也讓蔣氏父子得以在島內站穩腳跟，保住他們最後一塊根據地。

這場乾坤之戰的因緣，必須從台灣光復那年說起。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中央於延安決議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並指定台籍幹部蔡孝乾為負責人（蔡孝乾此時使用化名「蔡乾」） ，為儘快到台灣發展組織，即委由上海台灣同鄉會會長李偉光，代為辦理蔡孝乾入台手續，初期台灣省工委幹部包括簡吉、謝雪紅、陳福星、張伯顯、廖瑞發、林樑材等人。

截至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前夕，省工委發展關係和聯系了七十幾個同志。台灣地下黨除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這個系統之外，中共福建省委會、閩粵邊區閩南特委也個別派遣幹部，在台灣設立支部，截至二二八事變前夕，僅發展了二十幾個黨員。

一九四八年五月，為了迎接台灣解放，省工委在香港召開會議，據蔡孝乾的報告顯示，全台灣正式黨員已有二百八十五人。然而，從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台灣地下黨組織發展情況相當蓬勃，正式黨員增加到了一千三百多人，據蔡孝乾的說法，如果算上即將入黨的同情群眾，還得增加兩千人以上，如果再加上可以動員的普通群眾，例如「高山族」、「三七五減租佃農互助會」和軍警等，可以掌握的群眾將達五萬人。

一九四九年春天，台灣省工委向各級地下黨同志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份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

省工委的實力，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發動的「四六學潮」充份展現，這個時期省工委的運作十分積極，並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議書》，表示：「如果我們的攻台計劃，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台日期，應以明年四月最為適當。」當時台灣之地下黨設定一九五０年四月，作為從島內響應解放軍攻台行動的發起時間。

一、光明報事件：台灣地下黨遭顛覆的起點

「四六學潮」鼓動的反美、反蔣浪潮，讓台灣地下黨黨組織略顯得意忘形。學潮事件三個月後，有人在台北台灣大學校園裡散發地下黨的機關刊物《光明報》（按：事後證實該報其實是地下黨基隆工委會的所屬刊物），特務人員將一份《光明報》呈給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陳誠，數日之後，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在陽明山官邸召開會議，當面痛斥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內政部調查局局長季源溥、台灣省保安副司令彭孟緝。尤其彭孟緝被罵得最兇，他稍早之前曾當面報告蔣介石，台灣的地下黨根本不成氣候。當時，南京、上海早已解放，東南半壁也行將解放，蔣介石滿臉怒容，訓令克日查出「反動報紙」到底是哪裡來的。

陽明山緊急會議後三天，保密局特務抓到早先在台大校園散發《光明報》的四個學生，當中一個叫戴傳李的台大學生供承，報紙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給他的，而把報紙交給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清晨三點半鐘，保密局派出三個行動小組的特務，荷槍實彈進入基隆中學校長寓所，逮捕了鍾浩東，同時搜出了印製《光明報》的印報器材，及大量共產黨宣傳資料。鍾浩東的太太蔣碧玉也是一名地下黨，面對來勢洶洶的保密局特務，她幽幽地說：「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的死去！」

鍾浩東歷經了三天三夜連番訊問，在訊問過程中，鍾浩東顯得很頑強固執，但是，一條寶貴的線索，把《光明報》串連上升到更高層級的地下黨高幹。當鍾浩東顯然已經被日以繼夜的訊問整得精疲力竭、瀕臨崩潰邊緣，他忽然反問訊問他的特務谷正文：「老鄭怎麼樣？」但是，鍾浩東死都不肯說老鄭是誰，然而，保密局特務心裡明白，老鄭肯定是地下黨派在台灣的頭面人物。

這是保密局特務第一次聽見「老鄭」這個名字，特務根據先前散發《光明報》的台大學戴傳李作的供訴，得知鍾浩東是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那麼如今可以合理推論，鍾浩東口中的老鄭，應該是比鍾浩東層級更高的人，可能是地下黨省級負責幹部。

鍾浩東夫婦被捕之後，保密局陸續又抓捕了四十四個地下黨，輪番偵訊告一段落，每個人都像被擠光的牙膏空罐子，四十四個地下黨當中，鍾浩東、蔣碧玉及部屬羅卓才、張奕明等七人被槍決，其他人等按情節輕重分別被判處徒刑。

特務從鍾浩東嘴裡問不出老鄭的底細，這時，地下黨高雄市工作委員會負責工運的李汾，在參加完秘密會議後，被保密局特務抓個正著。李汾是高雄鐵工廠一名工人，訊問過程中，特務告訴李汾，地下黨基隆工委會已經瓦解，台灣地下黨很快也要面臨同樣的命運，李汾說：「或許在你們破壞台灣地下黨之前，台灣就已經解放了！」特務使出威嚇手段：「如果你不跟我們合作，你可能活不過下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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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全案的保密局谷正文上校，認為李汾為了自己身家性命，心理上已經屈服，所以，他釋放了李汾，意在放長線釣大魚。過了一個多月，已經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李汾突然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意欲通風報信，換取日後能對他從輕發落。谷正文連忙趕到高雄。李汾告訴谷正文，他的上級和他約好，十月三十一日，在高雄市農會前碰面。

於是，高雄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兼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陳澤民在那一天被逮捕。保密局特務在陳澤民隨身的筆記簿裡，又發現了「老鄭」兩字。陳澤民不願意供出老鄭是何許人也，只說他見過老鄭幾面。訊問到最後階段，陳澤民終究熬不住刑訊的疼痛，被迫說出了老鄭落腳處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號。

保密局特務立刻派出一組人員，二十四小時，在屋內外隱密處輪班守候。特務埋伏了整整一個多月，都不見任何人來到這幢日式木造平房。

逮捕老鄭的行動，固然暫時落空，但在高雄逮獲陳澤民以後，保密局特務又把矛頭指向台灣省工委武裝部部長張志忠（化名楊春霖，台灣嘉義人）。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志忠一個人騎著自行車，在台北萬華區老松公園外漫不經心地閒逛，卻未察覺他已被保密局特務跟監了一個多月，特務見他單獨行動，機不可失，旋即開著一部吉普車，朝他身後猛撞，張志忠倒地後，特務一擁而上，將他銬上手銬。張志忠被關押在台北市南昌街保密局黑牢裡，長達四年三個半月。

隨著大陸國共內戰的基本結束，中共急於開展對台灣的解放工作。因此，台灣地下黨也在忙著召開一連串的秘密會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發出了題為「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的指示，這項指示表明：「台灣的解放更接近了，台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為期是不遠的。台灣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台灣組織的任務是很迅速很切實的來準備力量配合解放軍作戰」台灣省工委並提出了六項配合解放軍作戰的具體任務。

二、老鄭第一次落網

諷刺的是，就在台灣地下黨最高部門發出這項指示不久，老鄭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號那幢日式平房裡，被保密局特務趁著夜暗被逮個正著。時間是一九五０年一月一日深夜，距離台灣地下黨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議書》，建議一九五０年四月最為適當攻台時機點，尚有三個月。

一九五０年一月一日深夜，當老鄭被保密局特務，在台北泉州街二十六號逮捕時，即使負責抓他的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也還沒搞清爽，老鄭就是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在台灣地下黨的最高負責人蔡孝乾。在第一次訊問老鄭時，谷正文在回憶錄中坦承：「我直覺他若不是台共的頭號領導人，至少也是領導人的左右副手」，這一點足證，國民黨當局在面對地下黨的滲透時，他們手頭掌握的情報是何其單薄有限。就因為谷正文不曉得老鄭的真正身份，不曉得老鄭的重要性，才會發生讓蔡孝乾脫逃的事件。

保密局真正發覺老鄭真實身份，以及他的黨職：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是在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被捕以後，才曉得老鄭就是蔡孝乾，蔡孝乾就是地下黨第一號領導人。

曾任情報局局長，事後擔任蔡孝乾頂頭上司的葉翔之（情報局是保密局的後繼單位），對蔡孝乾政治經歷作了如下簡介：蔡孝乾先生，在日人佔據台灣時期，即參加共黨組織。一九二八年擔任台灣共產黨中央委員兼宣傳鼓動部長；一九三二年進入中共江西蘇區，任「中央蘇區」 反帝總同盟主任；一九三四年，朱毛紅軍在我國軍圍剿下撤離蘇區時，隨中共紅一方面軍西竄，一九三五年抵達陝北蘇區；一九三六年任「蘇維埃中央政府」內務部長；一九三七年調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軍工作部部長；一九四六年任中共台灣省委書記……。

蔡孝乾是惟一參加過中共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台灣人，有關蔡孝乾的傳奇故事，在他爾後坦白供承的回憶中（按：蔡孝乾的供詞，後來整理成他的回憶錄《台灣人的長征紀錄》）有非常完整的交代。他早年的政治生活，與台灣共產黨創建，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根據國民黨「內政部調查局」的檔案資料顯示，台灣共產黨於一九二八年四月成立於上海，初期主要成員以旅滬青年為骨幹，中央委員有林木順、林日高、莊春火、洪朝宗、蔡孝乾，中央候補委員有翁澤生、謝雪紅，以林木順為書記。

一九二八年八月，台灣的日本殖民當局大肆搜捕台共份子，蔡孝乾在回憶錄中說，他們在島內無以容身，一九二八年八月下旬的一個夜晚，他和洪朝宗、潘欽信、謝玉葉，在台灣北部後龍港秘密乘船偷渡到福建漳州，為生活與掩護，起初在石碼中學、龍溪女中教書。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林彪率領的紅軍「東路軍」進佔漳州。紅軍佔領漳州後第五天，中共地下黨李文堂在漳州找到蔡孝乾，邀請蔡一塊去江西蘇區。蔡孝乾說，那時他與中共中央只有橫的聯繫，在組織工作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總部領導。李文堂為蔡孝乾介紹了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就這樣，蔡孝乾成為紅軍政治部的一員，並且使用在上海台共時期的化名「蔡乾」參加政治活動。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在福建汀州，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召見了蔡孝乾，並與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大學教俄文的老師任弼時重別重逢。在與周恩來共處的那段日子裡，周恩來交代蔡孝乾翻譯兩本日文書，一本關於列寧，一本是日本人左野學寫的書。

蔡孝乾對精明幹練的周恩來作了貼身觀察。他說，周恩來從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抵達江西蘇區，在此之前，他除了在法國支部有時間進修，回國之後，工作繁忙，又置身危險的白區，他不可能隨身攜帶馬克思主義著作。直到進入江西蘇區，周恩來總算可以在百忙當中，抽空閱覽各種理論著作。所以，他急於要蔡孝乾幫他翻譯佐野學著的《國家論》，以及另外一本日文書，列寧原著《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份》。

蔡孝乾在與周恩來共處的時光中，發覺了這位未來共和國總理的許多優點。他說，周恩來是個學識廣博，思考綊?密的人，他也是一個善於隨風轉舵，擅長縱橫捭闔的人。蔡孝乾回憶，一九三六年九月，他被調任中共中央白軍工作委員會屬下的北線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的工作對象是國民黨軍高桂滋、高雙城。周恩來那時是中央白軍工作委員會的書記。有一天，周恩來主持「白軍工作會議」，出席的人有葉劍英（工作對象是張學良、楊虎城），張浩（工作對象是馬鴻賓、馬步芳），參加那天會議的還有李克農、張經武、邊章伍等人，會議進行一半，電話鈴聲響起，周恩來接起電話，是前線一位司令員打來的，周恩來以嚴肅而中肯的言詞，說服這位前線司令員，要他儘可能避免動干戈，盡量用政治爭取。周恩來隨即用這個例子，在會議上要大家注意，有時候我們的朋友對我們打一下，並不表示對方已經翻臉或破壞協定，這種情況要小心靈活運用。在不傷大局的前提下，退讓一下，讓對方佔些便宜，眼前雖然吃虧，但為了爭取更多的朋友，孤立主要敵人，這樣做才是合算的。

在蔡孝乾與周恩來愈來愈熟稔，並且進入江西蘇區的時刻，周恩來在黨內地位也節節升高，他是中共中央局排名第一的委員，其次才是項英、毛澤東，周恩來擔任書記，組織部長任弼時分擔起蘇區中央局日常工作任務。在任弼時的安排下，蔡孝乾和他的一群台灣朋友，被安排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然而，蔡孝乾也細心地發現，毛澤東此時雖然失勢，但中共中央的財政大權似仍掌握在毛家手中。

在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一天下午，蔡孝乾一群朋友遇見了毛澤東的大弟毛澤民，他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見蔡孝乾一群台灣來的同志走得汗流浹背，氣喘噓噓，便跳下馬來，叫蔡孝乾和朋友們輪流騎馬，蔡孝乾客氣推辭，毛澤民堅持要他們騎。

進入江西蘇區以後，蔡孝乾和毛家兄弟都成了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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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蘇區召開「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蔡孝乾被選為總同盟主任，張華為總同盟組織部長，張愛萍為總同盟宣傳部長，鄧穎超等三十五人為執行委員。毛澤東的二弟毛澤潭，這時也在「反帝總同盟」工作，蔡孝乾、胡耀邦和毛澤潭經常聊天聊到深夜，毛澤潭很恨在江西省委任內，被指摘是羅明路線的執行者，談起此事，動輒痛哭流涕，怨憤不已。毛澤東的太太賀子珍時常差遣妹妹賀懿送些炒辣椒或者雞蛋給毛澤潭，以示關懷。毛澤潭總是把嫂子送來的東西，與蔡孝乾、胡耀邦一塊分享。

蔡孝乾回憶，毛澤潭是一個風流倜儻的人物，閒時總是找胡耀邦下象棋，或者看小說。蔡孝乾發現，毛澤潭受乃兄影響很深，在談話中常常誇耀在打土豪和游擊戰行動中，引用《三國演義》中的錦囊妙計於實際的工作中。

和其他台灣籍共產黨人最大的不同，也是他最大的資產，蔡孝乾參加了兩萬五千里長征，這項資歷，通常被當成中共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一項基本條件。也因為蔡孝乾通過了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淬鍊，同時也在長征的過程中，與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培養出革命感情，蔡某才得以脫穎而出，當上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

蔡孝乾的回憶錄，細膩描述了長征中參與中央縱隊的實況，「…依軍委的命令，我和羅椊銘、陳雲洲三人到中央縱隊政治部工作。…中央縱隊區分為兩個梯隊：第一梯隊包括紅軍大學、兩個步兵學校和政治保衛局的警衛團。兩個步兵學校的學員合編為幹部團，團長陳賡；紅軍大學的學員編為上幹隊，隊長蕭勁光。第二梯隊包括兵工廠、印刷廠、造幣廠、野戰總醫院以及一個由醫生、護士和一百二十副擔架隊組成的醫療隊。整個中央縱隊由葉劍英指揮…」

蔡孝乾目睹了紅軍慘烈的渡湘江戰役，此役，紅軍為了掩護中共中央機關縱隊衝破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第一天在連續不斷的戰鬥中過去了，從第二天拂曉起，戰鬥更加激烈，國軍加強了兵力和火力，輪番衝擊，並不斷地以小部隊迂迴紅軍。情況越來越緊張，前沿的幾個小山頭已經丟失了，有的山頭是在全部隊伍傷亡之後才被國軍佔領的。傷亡越來越增加。傷員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後面去。軍委的電報頻頻地傳來…幾乎每一份電報都要求紅五師『繼續堅持』。紅五師已經頑抗了整整兩天，中央縱隊還在渡江。到這個時候為止，紅五師已經有一個師參謀長，兩個團長，一個團政委相繼陣亡了，另有兩個團長和一個團政委受傷了，連、營級幹部的傷亡更多。…正當太陽已經西沉，天色漸漸近暮的時候，傳來一個消息：中央縱隊已全部渡過了湘江。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在後面擔負掩護任務的紅八軍團的一個建制師，距離渡河點還有四十里，他們一面抵抗國軍追擊，一面拚命的往渡河點奔跑。但已經來不及了，這個師就被殲滅於湘江邊。…」

穿越草地，已經是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最後階段，也是最艱險困苦的一個階段，中共黨政軍人員在途中大量死亡。憑著毅力與幾分運氣，蔡孝乾追隨大部隊，完成長征壯舉，最後來到了陝北。

歷經了第二次國共合作，艱苦的八年抗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負責地下黨在台灣的組織工作。蔡孝乾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從陝西延安出發，長途跋涉三個多月，於十二月抵達江蘇淮安，與當地負責同志中共華東局書記張鼎丞，組織部長曾山見面後，從華東局商調台灣籍幹部張志忠等人赴台發展，並委派張志忠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武裝部部長。

一九四六年二月，蔡孝乾率領張志忠等人，先到上海和當地華東局地下黨人員會合，並在當地學習了一個月。人員齊備，訓練完成，「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灣地下黨組織於一九四六年三月正式成立。一九四六年四月，張志忠先行搭船抵達台灣基隆，隨赴台北展開活動。

三個月後，一九四六年七月，蔡孝乾也搭船抵達台灣，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在台灣運作，由蔡孝乾擔任書記，轄下的單位有台灣學生工委會、基隆市工委會、台灣省山地工委會、台灣郵電職工工委會、蘭陽地區工委會、台北市工委會、北峰地區工委會、高雄工委等組織。

三、老鄭 施巧計脫逃  蔣介石跳腳

前邊說到，一九五０年一月一日深夜，老鄭第一次被保密局特務在台北泉州街逮捕，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不知道老鄭就是台灣地下黨最高負責人蔡孝乾，在真實身份尚未揭露的情況下，老鄭亟思俟機逃跑。

老鄭落網最初幾天，保密局特務對他進行了一連串偵訊，但是，老鄭畢竟是久經陣仗的老革命，對特務的問話，總是不著邊際地兜著圈子，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似乎胸有成竹，暫不急於逼問過甚。一九五０年一月初的某一天，谷正文臨時接到保密局高雄站站主任黃昭明的電話，請他協助到高雄佈置一個大搜捕行動，他把偵訊老鄭的任務，移交給手下的特務牛樹坤等人，為了籠絡老鄭，臨走之前，谷正文特意交代牛樹坤，老鄭有什麼要求盡量滿足他。

谷正文南下高雄出差不到一個禮拜，某日中午，老鄭吵著想吃延平北路波麗露西餐廳的牛排。牛樹坤一肚子惱火，心想給你吃餃子已經夠優待，老鄭簡直是蹬鼻子上臉了，還想吃牛排！可長官臨走交代要滿足老鄭需求，無可奈何，只好買來牛排，讓老鄭飽餐一頓。吃完牛排，老鄭湊近牛樹坤耳根旁邊說，為了感謝你買牛排我吃，我要對你投桃報李，抓到人保你升官。老鄭向牛樹坤偽稱，有一施姓連絡人，在台北博愛路電信總局供職，如果抓住這姓施的，地下黨在台灣的組織就連根瓦解了。牛樹坤不疑有他，與特務張西林，連同另外三個特務，帶著老鄭前往電信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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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電信總局時，老鄭告訴牛樹坤，一會我去櫃檯指認施某的時候，你們隔我遠一點，以免讓姓施的有所警覺，牛樹坤信以為真，放任老鄭暫時單獨行動走到櫃檯邊上，哪知老鄭趁牛樹坤注意力鬆懈時，一個急轉身就往電信局側門狂奔，牛樹坤這時方知上當，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緊跟老鄭身後一路窮追。老鄭窃笑這下脫身了，哪知念頭一閃而過，人剛才跑出電信局門口，一個熟悉的人影一把就揪住他衣襟，喊道：「鄭先生，你要去哪？」原來張清杉因為不放心牛樹坤等人帶老鄭出門，悄悄在電信局門外盯梢，這真是鬼使神差，張清杉站的地方就在電信總局側門口，老鄭原本正得意計謀得逞，沒想到還是逃不出張清杉手掌心。

老鄭被抓回牢籠不到半天功夫，牛樹坤、張西林這幾個特務急功近利，又帶著老鄭前往台北市武昌街，指認施姓連絡人的住家。一夥人沿著武昌街櫛比鱗次的木材行，逐一找尋老鄭聲稱的施姓連絡人住處，走到一處黑暗的轉角，老鄭冷不防竄進一家黑漆漆的木材行，牛樹坤等人趕忙衝進去追捕，老鄭早已在暗夜中逃得無影無蹤。

煮熟的鴨子飛上了天，谷正文得到老鄭逃走的消息，從高雄火速趕回台北，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威脅谷正文，怪他督導不周，處分記大過兩次，但是，如果抓回老鄭歸案，這兩大過可免。谷正文開始佈署再抓老鄭。但是，接連一兩禮拜過去了，就是找不著老鄭的蹤跡，蔣介石這邊廂發了火。

一九五０年二月間的一個禮拜三（當時蔣介石尚未復職），在陽明山官邸的一個會議場合，蔣介石問毛人鳳：「脫逃的那個奸匪抓回來了沒有？」蔣介石已經不知是第幾次追問老鄭的事，毛人鳳被問得頭都抬不起來，只有唯唯諾諾答覆，我們一定克日把他抓回來。

四、緊靠在蔣介石身邊的一枚定時炸彈  吳石

一九五０年一月中，老鄭第一次落網逃走之後的某日，毛人鳳突然想起，他在老鄭的記事本裡看見一個可疑的名字：「吳次長」，這人究竟是誰？台灣這麼丁點大地方，而惟一一個姓李的次長，就是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

一九五０年二月底某夜十二點多，特務直接敲吳石寓所大門，睡眼惺忪的吳次長，穿著睡衣面對這群不速之客。吳石力持鎮定：「你們是什麼單位的人，為何深更半夜叫門騷擾我？」保密局特務諉稱他們是「國防部技術總隊」的人，因為有人指控吳次長是共產黨，所以想請你去隊部問話。

白色恐怖年代，特務政出多門，吳石雖然潛伏國民黨軍多年，但對疊床架屋的特務機構，猶是一知半解，摸不著邊。吳石當面駁斥特務的指控，辯稱這完全是無的放矢，惡意栽贓。特務不管三七二十一，衝進吳石的臥室、房間，胡亂搜索一通，卻一無所獲。但是，眼尖的特務發現吳太太滿臉驚愕的表情，靈機一動，要求吳太太走一趟隊部。吳石無法阻攔，吳太太只好跟著特務人員回保密局接受偵訊。

在保密局人員訊問下，吳太太承認老鄭曾經多次到吳家，與吳石連系，吳太太還說「很久沒有看見那個人來了…。」既然連吳太太都承認吳石和老鄭有關聯，特務人員因而認定吳石肯定是地下黨。

一九五０年三月一日，大隊人馬二度光臨吳石寓所，吳石見來者又是同一批特務，不禁勃然大怒，吵著要見參謀總長（周至柔），吳石拿起桌上軍用電話：「請接總長！」可周至柔一聽是吳石，根本不接他電話。吳石心知不妙，癱坐在客廳椅子上，特務命令吳石寫下自白書，萬念俱灰之下，吳石在自白書中供承，他的主要任務是蒐集軍事情報，將之遞交給上級領導老鄭。

台灣時期，吳石是已知的地下黨潛伏人員當中，在國民黨軍最高階官員。他是福建閩侯人，十七歲那年，與好友吳仲禧一塊投入福建北伐學生軍，參加了辛亥革命。吳仲禧在抗戰前夕加入共產黨，吳石受吳仲禧影響很深，曾經偷偷閱讀《論持久戰》等毛澤東著作，和葉劍英、周恩來都有數面之緣。

國共內戰爆發之後，一九四八年六月，吳仲禧經吳石引介，任職國防部監察局中將首席監察官，後來奉調往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吳石任職國防部史政局長，曾經協助吳仲禧取得徐蚌會戰（淮海戰役）重要軍事情報。

國民黨從南京撤退前夕，吳石因擔任國防部史政局長，負責保管近五百箱軍事機密檔案，除假意運走百餘箱無關緊要之檔案，其它三百餘箱重要機密檔案，均於福州解放前夕，交由其副官王強留在福州，之後移交給解放軍。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吳石奉命撤退台灣，並轉任國防部參謀次長，官拜中將。

一九四九年年底，為加強取得島內軍事情報，中共華東局派遣長期在上海、香港之間活動的女黨員，負責到台灣與蔡孝乾及吳石聯繫，並肩負傳遞情報之「交通」任務。朱諶之利用女婿王昌誠（在台灣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擔任主任）的關係，辦妥入境台灣之證件，抵達台灣之後，均暫住王昌誠家中。

朱諶之與蔡孝乾，均曾前往吳石寓所接觸，吳石並多次交付重要軍事情報予蔡孝乾轉交朱諶之，或直接交付予朱諶之。交付的軍事情報包括台灣地區防禦地圖、舟山群島及大小金門兵力與火砲配置圖、台灣海峽海域洋流資料、空軍機種、島內基地與機場，及台灣適合登陸地點資料分析等情報，吳石均將之製作成微縮膠卷，方便朱諶之攜帶返回大陸，交付上級。

由於有女婿警界之身份掩護，朱諶之始終未受任何人之懷疑，直到蔡孝乾被捕後，才供出朱諶之的地下黨身份，這時，朱諶之已利用吳石簽署的特別通行證，從台灣渡海到了舟山島，眼看距離大陸僅一步之隔，只要多給朱諶之一天時間，她就可以成功返回大陸，向組織歸隊報到，哪曉得最後關頭，保密局局長毛人鳳一封電報打到舟山，保密局駐舟山「蘇浙情報站」站長沈之岳當即循線截捕朱諶之。

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回憶偵訊吳石情景，稱吳石原本伏在桌上，昂起頭來嘆了一口氣說：「算了，就這樣吧！」吳石在保密局寫了一份自白書，為了讓上面看出他有自首的誠意，主動供承了許多線索。谷正文回顧，依照吳石的自白書，保密局人員在一天內又抓了十多個人。

一滴水

與吳石同案被逮捕的，除了朱諶之，還有吳石的太太王璧奎，以及聶曦、陳寶倉、方克華、江愛訓、王正均等人。一九五０年六月十號，吳石、陳寶倉、聶曦、朱諶之等四人，被台灣當局執行槍決，其他同案人員也被處以不同之徒刑。

沙灘上走路「凡走過必留下足跡」，保密局人員循著若干線索，大致拼湊出老鄭這一脈地下黨的大致輪廓。在老鄭脫逃期間，保密局逮捕了吳石，之後，又查獲另一樁「疑似」地下黨案件，那就是台灣電力公司總經理劉晉鈺案。

劉晉鈺之所以被捕，與兩封來自大陸子女的家書有關，以今人觀念思考，不過是兩封家書，卻害得當年的台電總經理劉晉鈺命喪馬場町刑場，委實令人匪夷所思。

據保密局特務的說法，老鄭第一次被捕時曾經透露，台電總經理劉晉鈺「活動情形」，以及孩子從大陸寄家書給劉某，遊說劉晉鈺為解放軍攻台作好準備，並應積極吸收島內經濟、資源方面的友人，為解放事業奠定經濟基礎云云。蔡孝乾說，劉晉鈺那兩封家書，就是劉某的孩子託他帶給劉晉鈺的。

劉晉鈺，福建林森人，上海震旦大學電氣系畢業，留學法國巴黎大學，曾在抗戰初期於上海自來水及電力部門服務，抗戰期間服務於昆明，對電廠建設貢獻卓著。抗戰末期，先後赴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訪問考察電氣事業。台灣光復，劉晉鈺是第一批到台灣接收電廠設施的專業人員，時劉晉鈺的職務是「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其後，台灣電力公司成立，劉晉鈺以擁有電力專業，被委任為台灣電力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一九五０年七月十七日，劉晉鈺被槍決於台北馬場町，罪名為「匪諜」。劉晉鈺扯上「共諜案」，明顯是誣攀，他不像蔡孝乾，有地下黨背景，劉氏根本與地下黨無直接關聯，惟三的「證據」：一是說他接了一封來自大陸的家信，二是早先投共的台電董事長陳中熙，回大陸後曾寫信給劉，三是台電有位職工叫嚴惠先，據查他在大陸解放後，還停留在大陸，顯有「通共」之可能，嚴某曾經住過劉晉鈺家。就這三點牽強的理由，劉晉鈺硬被扣上「匪諜」的紅帽子，枉送一條人命。

五、致命一擊

老鄭給中共地下黨帶來的致命性一擊，是在他第二次被捕之後發生的。

一九五０年三月九日，保密局特務偵悉，有一名住在台北中山市場的老台共，名叫黃天，老鄭脫逃之後，起初一直帶著他的小姨子棲身在黃天家裡。保密局特務得知情報，立即趕赴黃家抓人，老鄭警覺到台北不宜久住，已早一步搬走，特務等候埋伏在黃天住處數日，沒抓到老鄭，卻抓到了黃天。一陣刑求毒打，黃天被特務施以各式酷刑，嘴巴、鼻孔、眼角噴出了鮮血，頭髮也滲出血水，不斷沿著額頭汨汨冒出，黃天挨不住酷刑逼供，在陣陣哀號之中，終於招出了老鄭的落腳處。保密局特務張清杉隨即喬裝成農夫模樣，直奔嘉義糞箕湖（今改名奮起湖）林姓醫師家。

天下就有這等荒謬戲謔的巧事，保密局特務張清杉坐車到嘉義之後，旋即喬裝成農夫模樣，換騎一部破舊腳踏車，沿著鄉間小路，一路顛簸逡巡，四處尋覓可疑人等。不多時，張清杉瞧見遠處有個穿西裝的身影，正迎面走來。張清杉滿腹狐疑，生活條件如此貧困的台灣南部農村，哪來穿西裝的闊佬？正納悶著，與那人逼近至僅二十米之遙，「瞧！這不是老鄭嗎！」兩人四目對望，老鄭絕望的說了一句：「怎麼又是你！」張清杉詭秘一笑，一把揪住老鄭，銬上手銬：「這次不會再讓你跑掉了！」

老鄭二度被捕，他在逃亡過程中，一度住在黃天家裡，在黃天被捕前一天，經黃天之安排，逃往嘉義鄉下避難，這二個多月的逃亡，讓來台灣後過慣小資生活的他，感到精疲力竭，無法忍受，再加上組織大部遭國民黨破壞，萬念俱灰之下，經不起再三刑訊追逼，自知大勢已去，只好向保密局特務坦承終他的真正底細，和地下黨在台灣之全盤組織。老鄭的真名叫蔡孝乾，是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參加過兩萬五千里長征，包括「鄭祥輝」在內的四、五個姓鄭的名字，都是他的化名。蔡孝乾全部招供了參加中共組織的詳情。第二次被捕後的蔡孝乾還透露一項訊息，台灣省工委會宣傳部長洪幼樵，即將搭乘四川輪，逃到大陸，暫避風頭。蔡孝乾重回牢籠的第三天，洪幼樵在基隆碼頭被逮捕。

一九五０年三月，是地下黨台灣同志最黑暗的一個月份。台灣省工委會重要幹部幾乎全部一網成擒，除了蔡孝乾以外，還有張志忠、林英傑、洪幼樵、簡吉、張明顯、呂煥章、季澐、計梅真等，全部被關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裡。從一九五０年一月初，老鄭第一次被逮捕，到同年三月初第二次被捕，他先後供出了分佈島內各地的地下黨員名單。據不完全統計，蔡孝乾投靠國民黨後，共有四百多人被依「匪諜」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灣省工委會成立以來，一次毀滅性打擊，組織幾乎全部瓦解。

相較於蔡孝乾變節投靠，造成一九五０年第一波中共地下黨隱蔽戰線的全線潰敗，在地下黨同志裡邊，也有許多威武不屈，至死不投降的無名英雄，與鋼鐵般的硬漢。

據保密局偵防組長谷正文表示，張志忠是被他逮捕的地下黨當中，評價最高的一位，因為他威武不屈。原台灣地下黨台北學委會書記吳克泰，於二二八事變後離開台灣前往大陸，新中國成立後，吳克泰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在回憶文章中，吳克泰也認定張志忠是台灣地下黨最傑出的代表，稱張志忠是台灣地下黨的鐵漢。所有健在的台灣地下黨同志，不約而同告訴吳克泰，張志忠為黨壯烈犧牲。

吳克泰回憶文章中，引述昔日同志回憶，張志忠被關進保密局黑牢後，只要看見有同志被抓捕進來，他就大叫：「早說早死，晚說晚死，不說不死！」勸誡被捕的地下黨同志應該威武不屈，堅不吐實。甚至蔣經國親自到南昌街保密局監牢勸降，張志忠依舊不動如山，蔣經國問張志忠：「張先生，你有什麼地方需要我幫助的嗎？」張志忠回答：「你如果想幫助我，就讓我快死！」隔一陣子，蔣經國又來勸降，張志忠還是那句話：「讓我快死，就是對我最大的幫助！」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六日，張志忠求仁得仁，被特務綁赴台北馬場町槍決。一九九八年一月，中共中央經多年核實，確認張志忠為烈士。

一滴水

一九五０年五月中的一次會議上，蔣經國（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總統府資料室主任）向與會幹部宣稱，從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０年三月初，保密局一共破獲了八十幾件共諜案。光是因為蔡孝乾投靠國民黨，被抓捕訊問、清查的關係人，就多達一千八百多人。

據谷正文的回憶中形容，蔡孝乾，還有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等幾名地下黨幹部被捕之後，曾在牢房中集體批鬥蔡孝乾。張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罵，指摘蔡某生活腐敗，誘姦十四歲的小姨子（妻妹），侵吞一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台北早年最貴的西餐館）吃早點，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廳吃山珍海味，吃過晚飯上永樂町看戲，完全是一副資產階級的嘴臉，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台灣的領導人。

陳澤民指著蔡孝乾鼻子痛罵，我們的失敗都是你蔡孝乾一個人造成的，你從來不曾交代你自己具有老台共的身份，但到處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員，根本沒有辦法開展新關係。

以隱蔽戰線最基本的常識判斷，蔡孝乾的作為確實存在著多項致命的缺點，如果陳澤民、張志忠等人對蔡孝乾的指控屬實，蔡某不僅沒有資格領導地下黨隱蔽戰線的工作，他甚至連當一個共產黨員都不夠格。寫到這裡，我們不免想起基隆工委鍾浩東太太蔣碧玉，講過的那番視死如歸的話：「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的死去！」兩相對照，蔡孝乾是何其可恥！

中共中央在一九四０年七月十五日，一份「關於審查幹部問題的指示」文件中明白指出：「幹部的品質是否純潔，和幹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當，這對於保障黨的路線之執行，具有決定的意義。…」果真蔡孝乾的私生活如此腐化，他就沒有資格擔任地下黨的幹部。再者，他的日常生活竟然如此資本主義化，更嚴重違反隱蔽政策的原則：「黨的最好的隱蔽自己的方法之一，是使自己的黨員和組織深入到社會裡面去，在社會的深處生下自己的根基。…如果不深入社會…而脫離社會孤立起來，…連自己本身（黨的組織）也無法隱蔽下去，無法生存和發展。」

谷正文在評論蔡孝乾領導的地下黨時認為，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行跡過於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谷正文說，如果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初，共產黨派來台灣領導地下黨的人，能有幾分周恩來或者羅榮桓的才氣，那麼國共在島內這頁隱蔽戰線鬥爭史，恐怕要改寫。

蔡孝乾投靠國民黨後，任職於「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情報局」等情報單位，授予少將銜，上級交付其任務為專事寫作及研究分析工作。重要著作有《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毛澤東軍事思想和人民戰爭之硏究》等。一九八二年十月，蔡孝乾因病卒於台北，得年七十四歲。

第一階段的隱蔽戰線鬥爭，固然失敗了，但是，後繼的地下黨人員，仍然前仆後繼，不屈不撓地嘗試以各種方法，進行諜報戰。

一九五０年四月，為了因應此一空前危機，中共台灣省工委會發出「四月指示」，旨在重整地下黨組織，下令各地在逃幹部及人員，應迅速整理組織，進行深入隱蔽的群眾工作，保存幹部，蓄積實力。老洪（陳福星）為首的台灣北部地下黨組織，根據 「四月指示」，於一九五０年底，秘密進入苗栗山區，意圖重建地下黨組織。這個階段的地下黨，採取了幾個防堵國民黨特務滲透及積極進攻的作為，例如，停止吸收新黨員，健全支部，鞏固組織，以防止國民黨特務打入組織內部；運用合法團體、民意機構、基層組織及地方派系等，進行與國民黨的合法鬥爭；更重要的，是通過勞動深入農村、山區；從鄉村到山區，禁止坐火車、坐汽車，不走公路、大路，專門走小路、夜路，住山竂、山洞、溪邊、荒地、叢林。

一九五０年三月二十六日，保密局又在台灣中部山區，破壞了「竹子坑武裝基地」，打死了四名地下黨，打傷近十名地下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在台北郊區破壞了「鹿窟武裝基地」，在當天的武裝攻擊行動中，保密局特務會同軍警，一共逮捕了六百多名共產黨嫌疑人。

島內第一波的隱蔽戰線鬥爭，地下黨顯然屈居下風，但是，貫穿整個一九五０年代，地下黨仍然屢仆屢起，從不放棄，國民黨當局的神經索似乎從來不曾放松過。

敗退台灣後，蔣介石積極醞釀「反攻大陸」，幾乎每年「雙十節」都要舉行閱兵大典。一個化名聶世民的地下黨，偽裝成投奔國民黨的「反共義士」，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六日，經由台灣「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從香港接回台灣，在台灣活動兩個月後，被台灣保安司令部逮捕。

據保安司令部偵訊記錄稱，聶世民的工作任務是要趁台灣「雙十節」閱兵典禮時，暗殺蔣介石，或者暗殺派駐台灣的高階美國官員。聶世民的上級指示他「暗殺蔣介石，在他雙十節出來檢閱部隊的時候，實施行動…今年做不到還有明年，明年做不到還有後年…如果認為當時的情況沒有成功的把握，千萬不要輕舉妄動」至於暗殺美國官員，上級指示聶世民「你可以夾在人群裡去歡迎，或在飛機場，或在人行道，機會一到，便乘機下手」。

聶世民是安徽夀縣人，據聶世民的口供，他是由幹部陪同從夀縣出發，經北京、上海等地，再前往廣州，在廣州停留一個多月後，於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晚間，由深圳邊防檢查站檢查員引導，從寶安縣福田鄉赤尾村游泳偷渡到香港，向港英警方請求庇護。四月，聶世民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兩度與地下黨駐香港人員鄒予香會面，商議到台灣之後的聯絡方法。

五月六日，聶世民以所謂「反共義士」身份抵達台灣，國民黨當局組成專案小組，針對聶世民等三十五名「反共義士」進行考核，查證聶世民的歷史成份，比對聶某自述中離開大陸之經過，發覺頗多疑點，七月十五日，聶世民被保安司令部約談，經特務人員反覆訊問兩晝夜之後，承認是派遣赴台的地下黨人員。

聶世民潛伏台灣的主要目標，原是要刺殺蔣介石。蔡孝乾案中，那位擔任交通的朱諶之，到台灣活動時，曾經和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友邦的太太嚴秀峰接觸，嚴秀峰因而被當局認定是「匪諜」，嚴女因而被捕入獄，沒想到也因而累及李友邦。

蔣介石在盛怒之下，命令槍斃李友邦，當天，蔣介石還發表了一番措詞嚴厲的談話，訓斥國民黨軍政幹部，蔣介石說：「你們通通不認識敵人，敵人就在你身邊，你們卻不知道他就是奸匪，像你們這樣麻木不仁，怎麼會成功？你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奸匪就在你身邊。」

蔡孝乾的任務徹底失敗了，但是，地下黨的陰影始終在蔣介石的腦海裡揮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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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吴石烈士的一点新材

台湾的龙绍瑞先生是我那本《地图的发现》的读者。我们在网上交流，他提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关于吴石在狱中的一点情况：龙先生是“台湾左派”历史的研究者，并有一部27万字的著作待出版。他认识的一位刘姓老人曾与吴石同牢。龙先生信中叙述：

“我的一位很熟的朋友（刘先生，约80岁），当时他和吴石一起被关在保密局的牢房里，所以他知道吴石最后的一段日子。房里一共三人，另外一人是混进来的特务(刘先生在事后的判定)。吴石在牢里，一直在看一本书《中国文学史》。那特务多次对吴、刘说，他是贪污犯，判刑半年，不??后将被释放。所以特务问吴、刘，若有什幺事要向别人(家人)交待，他可代为传话。吴石有多次在那特务耳边说悄悄话。刘先生现在认为，吴石这样做，可能对他自己不利。”迄今为止，这大概是来自狱友的吴石狱中情况的唯一记录！

2009年7月号香港《前哨》月刊有署名郑义题为《吴石枪决廿三年后才被追认“烈士”》专文。其中涉及吴石被捕前后的一些情况。从文内叙述看，其主要材料来自谷正文的回忆，阅读中我已尽见。不过文中有其与朱谌之烈士的一点细节或可记下——
“吴石到了台湾以后，最初是由于大陆上军事形势的逐渐恶化，使它对大局的观察更趋悲观，对于共党的幻想，也就愈加渴望。不过，等到台湾的局势逐渐稳定，尤其共区传来的消息，使他对共党的做事感觉怀疑以后，他又陷在矛盾的痛苦中了。他曾鼓起勇气，向朱小姐表示，希望停止对共党供给情报的工作。他的嗫嚅的语调，得到的答复，却是斩钉截铁的，朱小姐说‘你已经替我们贡献了力量，你已在我方树立了功绩，对于你将来的前途是绝对有利的，现在你这种不应该有的思想，足以证明你对我党的信心不够，这在我们党的立场上是不允许的事情。假如你一定这样做，那么你将得到一场危险的报复，或许会先牺牲你的生命。你愿意继续工作呢，还是停止工作呢？请你自己仔细考虑后，自行决定。’吴石在一个女性共党分子面前，竟俯首就范了。”

这段材料的出处不明，而且记录立场显然是站在当时的国民党方面的。或许它记录了一个并未在组织上入党的高级情报人员曾经的心理波动。与谷正文回忆中的某些细节对应，我以为，在特定的环境和情况下，即使属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所有的史料都证明，吴石被捕之后，并没有出卖同志，而且最终从容就义。

吴石是在1973年才被国家正式承认为“革命烈士”，与同案牺牲的陈宝仓将军不同（陈次年就被承认为革命烈士，并在八宝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各种缘由，或可存念。1994年国家有关部门为吴石立碑的碑文中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为“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这里的措辞，也是很有讲究和分寸的。

不久前，张昕阿姨把她的著作《孩子剧团》送给我母亲，其中涉及到吴石案的侦破者、前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张昕阿姨是老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有影响的中国电影教育家。她的丈夫和姐姐比她要著名，那就是陈荒煤和张瑞芳。张昕的书中提到了这个当时叫做“郭同震”的男青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严平著《青春与战争同在》中详细说到了同一个人：

“1937年7月15日，年轻的一群人聚集在中国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了剧团成立会议。郝龙来了，这个美术专业的学生个子不高，壮壮的，浑身都透着热情。随他来的还有郭同震，那个被黄敬提醒有叛徒嫌疑的青年。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据说是沙滩 ‘民先’（住在沙滩附近，非学生组织起来的‘民先’大队）大队长，人称‘杂牌大队长’，在北平已经演过一些戏了，一介绍，大家立刻就笑着简称他为‘杂牌’ 了。”

公开的史料说，郭同震于1931年考上北大，本要立志做学问，但“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亡，时局艰难，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于是，像千万爱国青年学生一样，谷正文无心学习，转而投身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后又转到八路军115师担任某大队的大队长，他在抗战前夕，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擒，被囚于国民党的牢房中，这才投效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局，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特工。谷正文自己说，1935年在北大读中文系就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每个月还会派一个人与他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与北平二十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后又投入敌后游击工作，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军统局。

1946年，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死于空难后，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在清点其遗物时，注意到戴笠的日记中提到的一句话：“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自此开始对这个郭同震另眼相看，常常委以重任，后来这个更名为谷正文的郭同震居然成为继戴笠、毛人凤之后的国民党高级特务头子。据2005年10期《凤凰周刊》介绍，谷在台湾，“有一段时间直接受蒋介石领导”，曾任“马祖岛‘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就是蒋介石本人”；还曾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主任”，“少将主任审查官”，退休后仍任“国防部军事情报局顾问”。谷在台湾的主要活动，除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侦办的匪谍案共牵连2000多人”，还训练“特工敢死队袭扰大陆”，自称“蒋老先生晚年最不甘心的事，他的千百将领，星光熠熠，只有我和反攻死去的六百壮士，使他稍稍安心。”；他更主谋“暗杀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案，使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外记者11人空难殉职。

外交部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5042份文件，揭示了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档案，证实整个事件完全是一起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案。其实，早在1995年，海外媒体就报道了前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讲述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惊人的内幕。2003年，他在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讲此番话时，谷正文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这个曾经在岛内有着“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少将级特务头子，到了晚年却不断地把台湾情报部门的内幕抖落出来曝光，也使“郭同震”，这个尘封于老人们记忆深处的人，再次浮出水面。

2004年的上海，张瑞芳在家中接到来自台湾的节日贺卡，不久又接到电话，从话筒的另一端传来的声音：“我是杂牌！我很想念你们，欢迎你们到台湾来玩！我有房子车子，除了衣服管不了什么我都能管……那哈哈的笑声里依稀带出几十年前的音容，笑声背后的那段历史却令张瑞芳感慨不已。当年的孩子剧团是中共领导下的戏剧组织。除了“郭同震”，这里的许多人后来担任多中共的重要职务。2005年春节，当剧团健在的老人聚集在张昕家的时候，谈起郭同震的种种，他们似乎仍然有些难以置信，九十多岁的荣高棠非常坦然，“他是我们剧团的主力演员，演戏演的很不错啊！”他甚至调侃地笑着说：“这小子，那些事，不是吹牛吧！”

还值得一提的是“吴石案”中两次追捕蔡孝乾的保密局特务张清杉。有记载说他1962年11月29日出任“广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七纵队副指挥”在广东省台山县荷包岛登陆，旋即被俘。监禁13年后，于1975年被公安部特赦释放。

而“吴石案”中被牵涉的参谋部科长黄德英，两次被捕两次脱罪，后获蒋经国青睐，先后任国防部将领外语训练班少将主任及国安局中将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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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10日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亲自下令处死中共“匪谍”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亲信聂曦上校及朱湛女士（中共情报交通员）四人。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提笔写下：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吴石中枪部位，心脏突出，惨不忍睹。蒋介石本人还怕吴石军中友人搞“掉包”（由别人替死），还指定国防部军法局通知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王介生到场，行刑前，每人照张相，行刑毕，逐个尸首揪起面孔拍照，冲晒成大张照片，“进呈御览”，方足以解恨。60年后，大陆那些为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隐恶扬善”的“学者精英”，如“南周”报，最近还在美化蒋介石，他们还是先上上历史课吧！

文革初期，由于吴石若干联系人或部下在受审察时提到吴石案，被以讹传讹成“红卫兵、造反派泄露重大机密，导致中共在台情报网在文革被台当局破获，地下领导人被处死”，误将1950年的事说成是1966年的事。

中共情报“教父”《李克农上将传记》（李力撰写，人民出版社出版）239页写道：“1950年6月，我们党的另一个地下组织遭受破坏，许多党员被捕，五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被蒋介石下令枪杀。国民党宣扬胜利，香港有的杂志作了报道，封面上还有父亲（李克农）的照片。得知这个不幸，父亲痛苦异常，连续咳嗽，沉闷不语，生活规律被打乱，仿佛害了一场大病。他再次向中央写出检讨报告，承担责任，请求处分。中共中央了解情况后，只对父亲进行了劝慰。”

这就是指吴石组织被破坏一事，虽然出于保密未有具体写出人名，另一位秘密中共党员是何人？我们将另行报道。

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过中共中央军委总情报部呈交的军事情报，他特别注意国民党绝密文件《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并追问来源。李克农报告说是来自国民党上层“我们的人”，发报给三野十兵团。但按情报规定李没有说出吴石姓名和职务。毛闻后欣然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毛泽东并批示全国展开剿匪，至少使中共提早一年完成，让吴石成为又一个“一人抵几个师”的传奇特工。

直到文革后期，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等部门或个人才出具证??，由河南省政府于1976年10月追赠吴石为革命烈士，“吴石同志为革命光荣牺牲”。因吴石最早是在二野河南情报处被吸收的。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允许老兵及民众访问大陆后，吴石的忠骸已回归京华，北京石景山公墓的吴石墓志铭为：

吴石，字虞薰，号湛然。一八九四年生于福建闽侯螺洲。早年参加北伐学生军，和议告成乃入伍生，而预备学校，而保定学校，嗣更留学日本炮兵学校与陆军大学。才学渊博，文武兼通，任事忠慎勤清，爱国爱民，两袖清风，慈善助人。于抗战期间运筹帷幄，卓著功勋。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一九七五年，人民政府追赠革命烈士，夫人王碧奎，一九九三年一?月九日逝于美国，享年九十岁，同葬于此。

碑文概括吴石一生。“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一?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这几句可圈可点。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吴石开始接触中共。通过同乡前辈何遂（一八八八——一九六八）的介绍，认识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但真正接受中共领导，是一九四??年四月，由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负责人张执一（一九一一——一九八三）具体联络。多次会面，均在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遂家（上海愚园路俭德坊二号）进行（见何康《从大陆战斗到台湾——我所知道的吴石》）。

一九四八年底，吴石出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时，中共派遣谢筱廼（一九一七——一九九九）赴闽配合。吴石经常提供各种各样的绝密情报。吴石是军事专才，长期从事参谋工作，深知那些数据图表和军事情报重要。所以他自一九四七年起提供给中共的军事情报，如《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等，对共军渡江作战，帮助极大。吴石还冒险将五百多箱原指定运台湾的绝密军事档案，巧妙安排强留福州，只择次要者付运，重要的二百九十八箱（八大类六百八十余卷）则下死命令留下，再由共军十兵团司令接收，据说这批档案至今仍深具参考价值。

一九四九年八月，吴石奉蒋介石之命赴台，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本来可以抗命留在大陆，保存自己。但吴石认为觉悟太迟，对人民贡献太少，不惜投身危机四伏之孤岛，潜伏隐蔽，继续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此时联络者已更易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万景光（化名刘栋平）。吴石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包括《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等）至港，由何遂女儿何嘉转交万景光。

查台湾安全局档案室“吴石等叛乱案”（档案文号三零六零零一六四）档，详述本案侦办经过之后，有“对本案之综合检讨”一章，列出“匪方”六项、“我方”五项，研判双方之得失。但最根本的一项，似乎没有触及，或不敢触及，就是“深受党国培育、位列将校”的吴石等人，何以会“丧心病狂与匪勾结，供给军事情报”。其实吴石是国民党刻意培育的军事专才，他早期也曾反共，他在担任西北陕甘宁旁区某集团军少将总参议时，尝撰《共党阴谋叛乱及其对策》的研究报告，深受陈果夫重视，转呈蒋公欣赏，蒋公亲批“嘉勉”。如此一位忠精的国民党将领，怎么会通共呢（王大任《我对吴石早年的印象》）？

吴石是在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腐化变质，大官权贵，蚕食党国，鲸吞民脂民膏，所作所为，令其极为失望，所以经常发出“国民党不亡无天理”的哀叹（连蒋公也侧闻），再加霍桑同乡前辈何遂，和同乡同学老友吴仲禧（一八九五——一九八三）先后策动引导，始投向中共，成为地下情报员。

吴石本来深重蒋介石和其它国民党高官信任，他的暴露出事源于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的重大叛变。

蔡孝乾（1903-1982，于台湾病逝），台湾彰化花坛人，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1925年在《台湾民报》上响应张我军的台湾新文学论战，1926年7月返台，担任彰化无产青年领袖。1927年2月被日本占领当局逮捕，但不久获释。1928年4月，他被设在上海的台湾共产党选为中央委员（本人未出席会议），该年8月为躲避上海读书会事件，从台湾偷渡到厦门、漳州活动。1932年，在江西苏区加入红一军政治部，并在苏区“列宁师范学院”教书，并担任反帝大同盟主义。毛泽东那时很看重他，因为蔡通晓日文，翻译多篇日文版马列主义书刊给毛阅读。1934年，蔡随中央红军长征，担任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即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联络部前身——现在专责对台军事情报及统战）。1935年随红军到达陕北后，曾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并领导《台湾独立先锋社》。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将台湾交由国民党军后，中共中央出于战略考虑，实施情工转移，随即指派蔡孝乾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该年9月，他从延安出发，12月才抵达江苏淮安，向负责台湾事务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张鼎丞、组织部长曾山（曾庆红之父）报到。1946年2月，蔡与另一位台湾共产党成员张志忠（嘉义县人，1901年生）等会合。4月，张由上海先乘船潜入基隆，7月，蔡也返抵台湾，主持工作。张志忠担任武装工作部部长，副书记则由陈泽民（福建人，1903年生，随蔡叛变投敌）担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以“紧密团结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主，打着“反美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官僚、实践民主自治纲领”口号，号召“全省各阶级人士（包括外省人和高山族同胞）、组织广泛的爱国爱乡民主自治统一战线。”

1948年5月，台湾共产党领导人谢雪红领导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与蔡孝乾领导的“台湾工委”等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由中共华东局书记刘晓（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驻苏联大使）主持。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的秘密联系是采取双轨制，即外省人由国民党高官吴石、计梅真（女）负责；台湾本省人由蔡孝乾等联络，最后由华东局社会部下指令。

当“基隆工委会案”案发后，国民情治单位说服蒋碧玉的妹妹，供出台北市大同中学女教师季沄的丈夫杨春霖，杨交游广阔、作风海派，于是保密局特工在1949年除夕将杨、季二人拘捕。杨供认原名张梗，参加中共后改名张志忠，曾在延安抗大受训，后在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情报处工作。到台后“奉党的命令”与季沄结婚。这种经历可能被《潜伏》剧中借用于余则成到台湾奉命与人结婚。

保密局循线拘捕曾某等三人，曾某供出“老郑”(蔡孝乾)住在古亭区泉州街，当情治人员赶到该处，发现已是人去楼空。但特务们轮流在该日式住宅守候，苦等十多天，1950年1月29日晚，蔡孝乾潜回住所，被屋内埋伏的特务逮捕。他身上一张拾元新台币钞票有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计梅真的，另一个是朱湛之的。

蔡供出“台湾省工委”大部分上层领导，并带特务到处抓人，并一度暮色中从台北开封街趁虚逃脱。被严刑拷打的张志忠则拒不招供，国民党特务后来在抓捕到台湾农民运动领袖简吉身上，辗转发现蔡的下落。三个月后，在嘉义县再次将其抓获。与此同时，治安单位又从出入境申请登记中，发现蔡的妻妹马雯鹃已化名“刘佳麟”，准备以“军眷”名义逃离台湾，而申请表上的关系人赫然是国民政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交际科长聂曦。当传讯聂曦之后，聂坚称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的太太所交办；又从吴石太太王碧奎的供述中，找到“台湾省工委”交通员朱湛之（女），由朱的口供证实了吴石的共产党员身份。

为了使案情突破，保密局特务决定传讯吴石太太王碧奎。吴石对此提出异议，但特务坚称：第一，“你太太不因与你结婚而在法律面前特殊”；第二，“你太太与一重大案件有关”。吴石只好接受。

经过一天一夜的疲劳审讯，不堪忍受的王碧奎终于说实话，承认“陈太太（朱湛之）是从香港来找吴次长的，但详细情形我不了解，你们最好去问吴次长本人。”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房间，朱湛之也坦白，她是由“小万”（万景光）命令与吴联络，并将情报由她转交“老郑”（蔡孝乾）。她被捕时误以为吴石已被捕，于是将由港到台和吴石联系的经过都和盘托出，等到侦讯到了相当阶段，她才发现吴石被捕是由于她自己的口供，相当懊悔，曾吞金条自杀未遂。朱湛之是浙江镇海人，丈夫姓陈，曾在沈阳兵工厂任工程师，在1932年已病故。朱在1938年就参加了新四军文化工作，一直作贸易公司负责人为中共军方筹款，1945年才由陈修良（女，50年代曾任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长）介绍加入中共，号称“大姐”。1949年上海解放后，朱湛之患重病“特批”去香港治疗几个月，其间认识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吴克坚手下的驻港人员“小万”（万景光）。小万正为如何找人去台湾与吴石接头而烦恼，他发现朱湛之（在台湾有一女婿任公务员）条件完全合适，就由吴克坚向华东局经济部“调用”朱湛之，前进台湾。

王碧奎供出朱湛之的两天后，即1950年3月1日，保密局特务走进吴石在台北大安区新建高级官舍中的公馆，发现吴穿着睡衣，和一名亲戚、一位密友在卧室交谈。来人表明当局要吴石亲自去有关单位才能解决其太太的问题。吴石经过两三分钟考虑，才答应：“好，我就去。”随即穿上草黄色美式军便服，并招手叫他女儿准备小声说话，但特务们加以制止。吴石认为这侵犯了他的尊严，发脾气，并说：“我不去了.。你们把我绑着走好了。” 特务劝导说，“这是我们的责任，请吴次长原谅，如果一定不去，则我们奉上命令，可以用任何方式达成任务。”说完即出门而去，这是一个暗号，由另外两名特务准备挟持吴石而行。吴石知道闹僵也不是办法，表示愿去。走后，特务们在吴石家进行地毯式搜查，哪怕是一个小纸片也不放过，最终找出大量“证据”。

在特务机关内，患有高血压的吴石情绪不太稳定，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说：“吴先生，应明白请你来的原因，一不要惊慌，二希望不要隐瞒。”针对吴石要静下心想想的要求，该处长同意第二天下午再谈，但走时又说：我必须在离开你以前，向你说明三件事，有助于你考虑自己的问题。第一，我们在台湾境内破获许多共党组织和其它机构领导，大都已被说服投降，交出关系和文件，吴先生的事，我们就从中知悉；第二，共党派来联络你的人，也就是陈太太，已被捕，她的口供将证实你和共党来往的一切情况；第三，吴先生今天的确做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袖的事情，犯的罪相当大。只有坦白才能获得原谅。

依台官方说法，3月1日晚，特务制止了他自杀的企图。3月2日上午，吴石承认“错”了，称自己是1949年2月才向共产党“靠拢”，并辩称“当时政府政策已向共产党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产党联系呢？”联系人是共产党“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何遂（同为福州老乡）。吴石否认在福州“绥靖公署”当副主任时已和中共人员有来往，只承认在从广州经香港到台湾前，在香港与“小万”（又名刘栋平）会面，接受了中共要求他提供军事情报的要求。并得到小万承诺，尽快派人到台湾与他联络。吴石承认，到了台湾之后，就派亲信副官聂曦（福建闽清人）将情报资料送到香港交给何遂。聂曦也是在严刑拷打后招供。吴石案另一重要成员陈宝仓中将（河北人，保定军校毕业），曾担任过吴石的副手，被中共秘密党员吴仲禧介绍加入中共，配合吴石的工作。

台湾国民党宣传机器为丑化吴石等人，对他们被捕后做了很多不实描述。实际上，吴石在被侦讯过程中表现出懊悔莫及，貌似坦诚，实则避重就轻，尽量隐瞒，冀能把对组织上的损害减至最低。

为杀一儆百，蒋介石亲自指定蒋鼎文上将为高等军法会审庭长，副庭长有当过汉奸、新四军手下败将韩德勤中将等。在押送吴石四人到台北马长町刑场执行枪决前，灌他们大量烧酒，而当时天正下着大雨。

蔡孝乾出卖同志后，一直在台湾调查局效力，官至少将。张志忠则在1951年3月30日英勇就义。

随后，白色恐怖降临宝岛，墙壁上到处张贴令人触目惊心的标语：“检举匪谍，人人有责；知匪不报，与匪同罪”、“匪谍就在你身边”。蒋介石处于杯弓蛇影下借刀杀人，先后处死台湾“防卫副司令”段沄将军、黄埔一期“山东三李”之一的李玉堂将军，罪名都是“在中共攻台时准备阵前起义”，因为徐蚌会战等国军将领“阵前起义”太多，吓怕了蒋介石。台湾从1950年至1987年，38年内至少有14多万人被以“匪谍罪”枪决。1984年12月，最后两个白色恐怖“政治犯”林书扬和李金木在坐满34年又3个月的穿石后，才获得释放。

龙腾虎跃，事过已六十年，戎马倥偬的吴石墨迹流传极少。此件章章自书诗，在寒齐二十余载，原装旧裱挂轴，纸本，从一百三十二公分，横三十二点五公分。诗曰：“一昔飘萧作雨鸣，繁霜槁叶簇秋声，却从笔墨离披处，写出人天起灭情。”上款书“在桥先生雅属”，纪年署“己酉夏仲”，“己”应作“乙”，乙酉系一九四五年，夏仲，时当抗战胜利。署款：“吴石”，“ 钤朱文圆印。包首签条为陈文总题。陈文总（一八九五——一九八五），又名左武，福建同安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南昌起义时任指挥部秘书）官拜陆军中将，　郝柏村　老师。以奉蒋公命撰写对联“一寸山河一寸学，十万青年十万军”知名。一九四七年退出军界返厦，旋赴香港等筹办福建中学并任首届校长。至于上款“在桥”则系吴石同乡同姓吴在桥（一九零九——一九八一），乃福建浔江人，曾任福建商会秘书，福建旅港同乡会总务，福建中学校董、校监。好诗文书画，在港喜与艺术家交游，张大千、高剑文、陈树人、赵少昂、杨善深等均稔熟，收藏当代名人墨迹颇富，尤以八闽名流为盛。

60年前的台湾岛，作为国共内战的延续，国民党的政治异己包括了随国民政府入台的中共地下党、在山区建立武将斗争基地的台湾共产党员、响应社会主义的知识青年、主张民主的自由派人士、批评时政的无党派人士等等，虽然他们的组织性质与思想有相当的差异，不过面对的国民党政权国家机器的严厉镇压并无二致。吴石等被枪杀，仅是白色恐怖的一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