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袁世凯:是否过度被扭曲？

一滴水

袁世凯家族
近代中国焦灼于国家灭亡危局的一些中流砥柱，在濡染了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后，试图推动中国的近代化——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模式和生产方式中的一部分，移植到中国来。
这样的移植，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
慈禧太后先是镇压了狂飙突进的百日维新，又在20世纪初支持了在内容上几乎与1898年的改革几乎雷同的改革，其核心依然是采用“西法”，但她并无改革的诚意，这场喧闹的表演最终只落实到3项具体改进——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校和派送学生出国。对于随后的立宪运动，慈禧太后和醇亲王采取的都是拖延策略，因为他们从未考虑过在中国真正引入君主立宪制。
在辛亥革命的烈焰中即将覆灭的清廷，因为要倚赖袁世凯的力量，将最高军事权力拱手交给了他。很快，袁世凯当上总理大臣，组建了自己的内阁。
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就任共和国大总统的前提是，他必须支持共和。宣誓拥护共和时，袁世凯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并庄严承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
背叛共和以及上演帝制复辟的丑剧，令袁世凯背上了可耻的罪名，“袁对宪法的嘲弄，对议会非法的操纵，施用的贿赂、威胁、谋杀，以及监禁等手段，无可挽回地侮辱了公众的人格，也为此后十年的法律失调与社会无序，留下了隐患”（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阎锡山认为，鼓动袁世凯称帝的，是想要继承大统的长子袁克定、妄图封侯的清廷旧官僚、指望陷袁于不义的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和企图将中国推入分崩离析的帝国主义。
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为：中国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中国共和之父。民国初年，世人称袁世凯家族为“民国第一家”。
很快，袁世凯成了窃国大盗、卖国贼……
我们能否同时也看看，这个时代罪人在与日本签订屈辱的《二十一条》时，到底有过怎样的交涉？他真的一个“不”字也没说过吗？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他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詹天佑修建的中国第一条铁路，跟他是怎样一种关系？当南京政府反对保护私有财产时，北京方面做了什么？民国初年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时期，跟他又有什么关系？

究一个人怎样在历史的演进中被赋予不同的形象，犹如一次探险，对于袁世凯这样复杂的人物，更需要做深入、细致的探寻，以避免简单的判定。
2009年9月16日，从各地赶到河南项城的三十多位袁世凯后人，肃立在袁世凯童年住过的那栋楼前。这是民国以来，这个庞大家族的第一次聚会。袁世凯与他的一妻九妾生育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仅在天津，袁世凯的后人已达百人之多。人们都知道袁家骝和吴健雄的光彩照人的传奇，但是这一次，我们将目光探寻到这个家族的深处，抵达更多的人，更多的命运。

一滴水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袁世凯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项城、广州

对袁世凯，人们有过许多称呼：袁项城，是借用他的祖籍地；袁宫保，是用清廷所赐“太子少保”衔，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前，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大总统，从他53岁叫到56岁，但长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提起父亲依旧称“先大总统”；洪宪帝，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共83天；卖国贼、窃国大盗，从民国叫到新中国，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

他的后代在上历史课的时候，不是“无地自容”，就是“回家暗自流泪”。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精研袁世凯20多年，能一眼辨认出袁氏手迹。“我读书的时候，袁世凯是窃国大盗；我在中大教书时，也跟学生说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直到我退休了，才能不这样讲了。”

“过去史书上说，袁世凯是个纨绔子弟，其实不是这样。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他自己说过，那几年，为了要博一个功名，他读书累到吐血，都没考取一个举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骆宝善忽然记不起袁世凯某年乡试所作的挺不错的联句，女儿悄悄递进来一张纸条：“光绪五年：重门惊蟋蟀，万瓦冷鸳鸯。”字是骆宝善的妻子刘路生写的。夫妇俩都是袁世凯的研究者，连女儿对袁世凯也很熟悉。

“袁世凯留下来的东西，是一批家书和向清朝政府报告的文牍。从家书中看，他的思路很清晰，考虑事情很周密，对事情的把握和分析，肯定在同龄人之上。”骆宝善主持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基金资助的“袁世凯研究”项目，他主编的《袁世凯全集》囊括了所有已发现的家书和文牍，将在2011年夏天出版，计30卷，2500万字。

这个人

袁静雪（原名叔祯，袁世凯三女）印象中的父亲总是军人派头：黑呢制服，站或坐时，腰背挺直；平常少有笑容；生气时骂“混蛋”，气极了，“混蛋加三级”；待部下很客气，但他们都很怕他。有人夸张地说，袁世凯坐在那里，睛光四射，像一只老虎。

在中南海的时候，袁世凯吃饭时要奏军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道，每当军乐声起，总管太监张谦和的嘴就会因生气而变扁：“简直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统领军人，对袁世凯来说，“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一次闲谈，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国民党人杨思义回忆说，“袁世凯深知人情，除了威胁之外还有利诱，事情便可圆满。”

被清廷开回原籍彰德（今安阳）洹上（村名）3年，袁世凯不仅仅是湖上垂钓，他实在是很忙的：外界消息源源不断汇总到他这里；留日学生回国，多绕道来拜，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他则视各人的才能，分别给待遇、给资助。所以许指严在笔记中说，那两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革命党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

袁世凯待人接物，礼数周全，出手大方。

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分别在京受到过袁世凯的隆重招待。袁世凯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腾出来，让孙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今张自忠路3号）。孙中山曾经对人说：“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也不凡；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但也是迫于时事，不得不这样。”他还细述了见面时的观感：“跟他刚一见面，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进一步谈，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在官场

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

晚清时期，跟袁世凯关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个:李鸿章、荣禄、奕劻。

袁世凯从朝鲜回京后，官居二品，是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当时军机大臣是翁同龢、李鸿藻、荣禄；李鸿藻尤其器重袁，荣禄也附和。

荣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据说驭袁有术。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时期的袁世凯才渡过了胡景桂弹劾案的危机，非但未受惩处，反而受到清廷嘉勉。从此，二人过从甚密。戊戌变法时，康梁及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是对二人的交情没有吃透。

袁世凯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事件。当时华北大乱，山西乱、山东乱、京城也乱。袁世凯从小站兵营急赴济南到任山东巡抚，铁腕镇压，“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李鸿章是最早用袁世凯的人，但他的资深幕僚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前后变化很大，从早年的欣赏转变为日后的厌恶，认为李鸿章晚年昏聩，用错了人。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张称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明白写道：“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后来当上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芝贵本由巡捕起家，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凯大喜，赞他有才，叫他捐了个道员，然后上折保荐；后来段芝贵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庆王府载振，一夜间成了封疆大吏。

处在这样一个龌龊官场中的袁世凯，所用之人，差异很大。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彦等，以及严修、胡景桂一类正人君子，都受到过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颇杂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杨士琦、梁士诒、朱家宝、赵秉钧、凌福彭……而袁世凯自己，从朝鲜回国后攀结李莲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学者揭开；即使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进京“走动”的。

他的威势由他50岁寿辰的场面可见一斑：京城寿帖卖空；北京锡拉胡同袁府贺客盈门，达官亲王争相献媚。李泰棻笔记中说，此前那桐（大学士，当时与袁世凯都任外务部尚书）去请京剧泰斗谭鑫培为袁祝寿，想破例演两出戏，谭老板半开玩笑说：“中堂如肯给我请个安，我就来个双出。”话音未落，那桐已一请到地。

埋葬了清王朝，用什么代替它？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胜俄国，给了清廷一个救命稻草般的启示：议会是个好东西。

日本在1889年有了议会，而俄国在这次战争之前没有。伊藤博文（曾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劝告中国的钦差大臣，皇帝如果把宪法钦赐给国民，就可以继续位居万民之上而不受束缚；无论如何，最高权力不能落入人民手中。

1906年，慈禧宣布即将建立宪法体制；1908年，她颁布预备立宪诏书，以9年为预备训政期。

1911年4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13个阁员中满族9人，汉族4人。

6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

很快，华中、华南、东北几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

每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督军，与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其实质，费正清认为：“就是一省的温和改良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他们的士绅统治，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了他们在地方的政治、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也谈不上群众参与。”

延续了268年的清王朝、绵延了2132年的帝制（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算起）是灭亡了，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

让我们看看总统大选的一幕吧——

1912年10月6日，宣武门大选会场被三四千“公民团”团团包围，另有正式军队荷枪实弹，往来梭巡。在众议院会场，国民党、进步党及各小党派议员共到759人，需投票3次，检点人数、发票、投票、唱票，每次约需4小时，至少要两三天才行。

洪帮首领张尧卿率领的这支“公民团”，本色是流氓。他们代表“民意”警告每位议员：不选出袁大总统，不准出场。进步党议员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一干瘾君子烟瘾发作，涕泪满面，哈欠连天，然“公民”无情，决不通融。烟徒们抓耳挠腮，捶胸顿足，扯发撕衣，出足洋相。后来，他们在会场里乱窜，到处寻找国民党议员，又是拱手，又是敬礼，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散会。

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面包点心，说是拥护袁总统的议员们用的，送进去了；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物，送不进去，“公民”们破口大骂“饿死活该”，国民党议员惨遭挨饿。

第3次计票时，天已经黑了，议员们不得不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做出选择，袁终于得票过半。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掌声稀稀拉拉——国民党议员不鼓掌；进步党中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会场外，“公民团”听说选举完毕，领了报酬一哄而散。

4天后，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身穿陆海军大元帅钴蓝色礼服，头戴叠羽帽，乘着八抬彩轿，出现在故宫太和殿前。他宣誓就职后，文武官员都呼“万岁”。他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两万多人的部队，是乘坐二人肩舆代步的，现存的一张照片中，那轿夫的肩头刚好在大总统的足下。

一年多后的1914年12月23日，在历代帝王都举行过祭天仪式的天坛，袁大总统也“祀天”，他是乘坐钢甲小汽车去的。从新华门到天坛，沿途加铺黄土，这是皇帝出行的礼节。

章太炎说，“袁公就职岁余，渐恣肆”。


外国观察家们依据他们对中国少得可怜的知识，曾坚信在中国，皇帝是需要的。美国政治协会首任会长古德诺，经短期访问中国、因而被认为通晓中国事务的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安排，为袁世凯当宪法顾问。古德诺根据在北京一年半的经验得出结论：“中国缺乏它要表现的自由民主所应具备的法制、个人权利，甚至纪律都没有，因此，专制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它发展出对于政治权威有更大的服从、对于社会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对于私人权利有更大的关注之后再说。”

古德诺不幸落得一个坏名声，因为他似乎在理论上支持了袁世凯的复辟，而袁世凯预先支付给顾问50万金的支票。唐德刚看过那篇专门写给袁世凯的《共和与君主论》原件后，评论道：“从法理、学理和史实角度来看，这篇谬论不算太谬，但古先生谬在老学究的政治天真，以及与中国近代政治史的脱节。”

一滴水

暗杀时代——谁暗杀了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国内和国际舆论一致认为：中国当时的局面，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能力出面收拾。这个能力，主要是指他拥有武装力量。

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人；而南方革命党的民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约有40万人——人数的优势与它的缺乏训练、纪律不良、军械庞杂、缺少合格官佐的劣势相抵消。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外务部大楼，两天前还不肯剪辫子的袁世凯兴致勃勃，让蔡廷干为他剃了个光头。两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象征着旧时代的辫子可以革掉了。

掌握政权时，袁世凯53岁。他深知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对新制度所知有限。事实上，他是一个旧式人物，孝顺、迷信、封建。

1912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一个观点：中国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须迎头赶上，应该有一个国会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主持行政。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内阁。这些阁员觉得他们应该听命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一如北洋嫡系“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组织，没有靠山，没有权力。到6月，他只好辞职。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6天后，国民党人在长沙的追悼会上称袁世凯是“绝大之凶犯”。

暗杀，大约是20世纪初从日本舶来的，常与革命党人或“侠”如影相随，成为清末民初的一道风景。袁世凯坐在马车上遭遇过炸弹；晚清预备立宪，随五大臣出国考察的袁克定也见识过著名的人体炸弹吴樾（生前写过《暗杀时代》）；袁世凯的手下搞过暗杀，孙中山、陈其美、黄兴、蒋介石的手下也都搞过暗杀。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但在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一年后，赵总理被神秘地毒死，继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

称帝闹剧

“洪宪大戏”前，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公民、商会、乞丐、妓女、人力车夫等各种请愿团鱼贯登场。与其说，袁克定及“筹安会”强奸了民意，不如说，他们操纵利用了一部分民意。当时的人民，实在搞不清大总统和皇帝有什么区别。

杨度一手策划了乞丐请愿团。有一天，他驱车经过闹市口，看到有两个乞丐吵架，其中一个厉声道：“今天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祷老天爷，再给我们一个皇帝吧。”杨度大喜，这才有3天内召集不下万余乞丐请愿的壮举。

袁家诚（袁世凯孙，十子袁克坚之子）在与家人聚会时也问：“我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一定要当皇帝呢？”

章太炎、汪凤瀛都曾点明袁世凯的私心所在：“元首不及世”，“特一继承问题而已”。说白了，就是想把王位稳稳地传给儿子。

他曾对五子克权说：“你大哥是个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们哪里见过天下有拐皇帝、书呆子皇帝呢！”

类似的话，他对部下冯国璋、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也讲过。据徐世昌记，他对冯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指男性），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记者在骆宝善、刘路生夫妇家中，看到一份珍贵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影印件。这是1915年11月22日出版的美国《独立周刊》对袁世凯的专访，题目是《中国的共和制将继续下去》。

编者按中说：

“鉴于从远东传来的惊人消息——袁世凯总统正在策划颠覆中国的共和制度，以便他自己做皇帝，我们很高兴提供他亲口给出的内容相反的保证。”

袁世凯对《独立周刊》记者说：

“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

“中华民国是否会失败？现在我申明，不会。……的确，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复辟帝制呼声。就在昨天，国会建议我下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命令正在制定，将在两个星期内颁布。我希望，在12月末或1月初召集大会。大会将有重要行动，但并不与变动政府形式发生联系，尽管我希望某些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的管理，以及省级选举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出现恢复君主制的问题，我相信会有相当长时间、相当认真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刘路生译）

然而，就在访谈还没发表的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请求袁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12月12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13日，他下令1916年新朝开启，名为“洪宪元年”。

北京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承制了袁世凯的龙袍、于氏的娘娘服、众妾的嫔妃服和皇子皇女服。那件龙袍，代价是70万金；仅一双文袜，就值4000金。

短短两个月，袁世凯改主意了？

清末政局，不是一般的混乱。政坛角逐的目的在输赢，而不在是非，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敌友，却都有讳莫如深的行为。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披露了一次袁世凯和老友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秘密谈话，呈现出袁的另一种心态。

朱尔典：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的日子一定不远啦？

袁世凯：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还有文武各官，都说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到了今天，全国都赞成了，我只有顺从民意。

……

朱尔典：现在各国，不论实行君主制的还是实行民主制的，都没有像大总统一样，权力如此之大，责任如此之重的。英国女皇的权力不用说了，就是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他们的权力都不如您啊！

袁世凯：您这个说法，颇合情理。我现在所处的地位，一百分责任，我自己承担了八十分，而各部加在一起担了二十分……


朱尔典：如果换一个人担此重任，那他就寝食俱废啦！

袁世凯：我考虑帝制的事情，不过就在这几年，只是与我的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到头来没有不弱之理，这也是可忧虑的……当初提出创立共和制的人，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东西；今天主张立宪君主，也不知立宪君主是什么东西。多数人民，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唐、明、清的专制君主。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知道日本的君主制、美国的联邦制。至于我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他们恐怕做梦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一滴水

暗杀时代——谁暗杀了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国内和国际舆论一致认为：中国当时的局面，只有袁世凯有资格、有能力出面收拾。这个能力，主要是指他拥有武装力量。

据美国陆军参谋处资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部队大约有16.4万人；而南方革命党的民军，据日本陆军武官估计约有40万人——人数的优势与它的缺乏训练、纪律不良、军械庞杂、缺少合格官佐的劣势相抵消。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时15分，外务部大楼，两天前还不肯剪辫子的袁世凯兴致勃勃，让蔡廷干为他剃了个光头。两天里发生了许多大事：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电袁世凯：“民国大定，选举得人。”象征着旧时代的輀?子可以革掉了。

掌握政权时，袁世凯53岁。他深知怎样使旧制度运转，但对新制度所知有限。事实上，他是一个旧式人物，孝顺、迷信、封建。

1912年，中国多数爱国人士都接受一个观点：中国在政??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须迎头赶上，应该有一个国会代表人民，有一个内阁主持行政。

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总理并组内阁。这些阁员觉得他们应该听命于袁总统而不是唐总理，一如北洋嫡系“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这个总理没有预算，没有党组织，没有靠山，没有权力。到6月，他只好辞职。

同盟会领袖宋教仁深深专注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经起草了一部临时宪法。1912年8月，他发动同盟会4个小党派联合组成新党——国民党。他搞过一次全国性选举，大约5%的人口有选举资格。宋教仁希望用立宪手段管理国会，“驾驭袁世凯”，把他变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岁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击身亡。6天后，国民党人在长沙的追悼会上称袁世凯是“绝大之凶犯”。

暗杀，大约是20世纪初从日本舶来的，常与革命党人或“侠”如影相随，成为清末民初的一道风景。袁世凯坐在马车上遭遇过炸弹；晚清预备立宪，随五大臣出国考察的袁克定也见识过著名的人体炸弹吴樾（生前写过《暗杀时代》）；袁世凯的手下搞过暗杀，孙中山、陈其美、黄兴、蒋介石的手下也都搞过暗杀。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牵连出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但在庭审之前，凶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毙在特别法庭的监狱里，几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证都消失了。一时间，《民立报》、《民权报》上满是国民党人的讨袁檄文。一年后，赵总理被神秘地毒死，继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来，海外学者对这桩公案提出不少新证，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对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帮大头目、国民党元老陈其美颇有嫌疑。陈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杀的。

而上海东华大学廖大伟教授则从民初帮会与革命党交恶、与社会关系紧张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一血案：应桂馨是中华国民共进会（1912年7月由青帮、洪帮、公口等帮会联合发起，成立于上海）会长，在社会转型中角色与地位与革命党形成落差，因而产生报复心理；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地位和未来政治角色，决定了他不幸被选为报复对象。

称帝闹剧

“洪宪大戏”前，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公民、商会、乞丐、妓女、人力车夫等各种请愿团鱼贯登场。与其说，袁克定及“筹安会”强奸了民意，不如说，他们操纵利用了一部分民意。当时的人民，实在搞不清大总统和皇帝有什么区别。

杨度一手策划了乞丐请愿团。有一天，他驱车经过闹市口，看到有两个乞丐吵架，其中一个厉声道：“今天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祷老天爷，再给我们一个皇帝吧。”杨度大喜，这才有3天内召集不下万余乞丐请愿的壮举。

袁家诚（袁世凯孙，十子袁克坚之子）在与家人聚会时也问：“我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一定要当皇帝呢？”

章太炎、汪凤瀛都曾点明袁世凯的私心所在：“元首不及世”，“特一继承问题而已”。说白了，就是想把王位稳稳地传给儿子。

他曾对五子克权说：“你大哥是个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们哪里见过天下有拐皇帝、书呆子皇帝呢！”

类似的话，他对部下冯国璋、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也讲过。据徐世昌记，他对冯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指男性），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

记者在骆宝善、刘路生夫妇家中，看到一份珍贵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影印件。这是1915年11月22日出版的美国《独立周刊》对袁世凯的专访，题目是《中国的共和制将继续下去》。

编者按中说：

“鉴于从远东传来的惊人消息——袁世凯总统正在策划颠覆中国的共和制度，以便他自己做皇帝，我们很高兴提供他亲口给出的内容相反的保证。”

袁世凯对《独立周刊》记者说：

“你们的杂志一定有能力让美国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说我赞同恢复帝制，希望成为皇帝的论调，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敌人虚构的。

“中华民国是否会失败？现在我申明，不会。……的确，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复辟帝制呼声。就在昨天，国会建议我下令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命令正在制定，将在两个星期内颁布。我希望，在12月末或1月初召集大会。大会将有重要行动，但并不与变动政府形式发生联系，尽管我希望某些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的管理，以及省级选举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可能会出现恢复君主制的问题，我相信会有相当长时间、相当认真的讨论，但是，并没有出现帝制派成气候的迹象。”（刘路生译）

然而，就在访谈还没发表的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请求袁就任中华帝国皇帝，袁以无德无能婉拒；12月12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代表们的第二次请求。13日，他下令1916年新朝开启，名为“洪宪元年”。

北京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承制了袁世凯的龙袍、于氏的娘娘服、众妾的嫔妃服和皇子皇女服。那件龙袍，代价是70万金；仅一双文袜，就值4000金。

短短两个月，袁世凯改主意了？

清末政局，不是一般的混乱。政坛角逐的目的在输赢，而不在是非，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敌友，却都有讳莫如深的行为。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中披露了一次袁世凯和老友英国公使朱尔典的秘密谈话，呈现出袁的另一种心态。

朱尔典：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的日子一定不远啦？

袁世凯：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还有文武各官，都说不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到了今天，全国都赞成了，我只有顺从民意。

……

朱尔典：现在各国，不论实行君主制的还是实行民主制的，都没有像大总统一样，权力如此之大，责任如此之重的。英国女皇的权力不用说了，就是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他们的权力都不如您啊！

袁世凯：您这个说法，颇合情理。我现在所处的地位，一百分责任，我自己承担了八十分，而各部加在一起担了二十分……


朱尔典：如果换一个人担此重任，那他就寝食俱废啦！

袁世凯：我考虑帝制的事情，不过就在这几年，只是与我的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到头来没有不弱之理，这也是可忧虑的……当初提出创立共和制的人，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东西；今天主张立宪君主，也不知立宪君主是什么东西。多数人民，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唐、明、清的专制君主。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知道日本的君主制、美国的联邦制。至于我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他们恐怕做梦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一滴水

5种人鼓动袁世凯称帝

据幕府里陪伴十多年的张一麟与刘成禺在南京的长谈可知，民国元年，袁“尚知在《约法》中讨生活，无违背民国意”，然而，他办不成事。

骆宝善告诉记者：分摊权利的机构太多，议会、参议院、众议院，且国民党占议员的多数，几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过；任何事情都反对，又说不清原因，永远在扯皮。这种花样翻新的选举和分散权力，对于习惯了独断专行的中国首脑来说，近乎谋害。而分散权力有什么好处，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民初那几年，中国真的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真正制造舆论和接受舆论的人就那么一小层，老百姓不懂，他们也未必真懂，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也不懂。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并不是用来实行共和、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袁世凯的，这一点他自己承认，今天的学界也没有异议。总之，就中国当时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想要实行共和是非常困难的。”骆宝善说。

《王筱汀日记》的作者王锡彤（字筱汀）是袁世凯兴办实业的得力助手，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袁称帝前一个月已经四伏的危机：表面上各省纷纷成立筹安会分会，请愿帝制者频频组织上书，但云南、四川已在兴师，中央虽派兵讨伐，但将帅一直都在观望，不肯用力；“内则段芝贵别有怀抱，外则阎百川(锡山)、冯华甫(国璋)均另作主张”；大典筹备处兴高采烈，各种费用目不睱接地摊派给各省，跟前清祝寿时没什么两样；各省督抚虽然口头上都答应认捐巨款，但实际上“虚与委蛇，待时而动矣”!

即位当天，护国军内乱再起；第54天，袁世凯宣布推迟登基。四面楚歌的皇帝当到第80天，袁世凯不得不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国号、年号、国旗都定了，龙袍、龙椅也做好了，还没来得及登基，朝代便告终结。

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将拥戴书焚毁。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

阎锡山在回忆录里细致分析过当时鼓动袁世凯称帝的5种人：一是长子袁克定太想通过立太子而承大统；二是清廷的旧官僚，意在封公封候；三是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好复辟；四是副总统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使黎能够继任总统；五是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使之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们在中国的利益。

阎锡山对拥帝派朋友说过：“你们这是要把大总统往炉火里推。”

从《二十一条》到“十二条”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两个人，一个李鸿章，一个袁世凯。李鸿章脸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弹，虽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来亲手折叠的纱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着子弹在脸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条约》的谈判中讨价还价。

袁世凯与日本的过节，可以追溯到驻朝鲜时期。1884年朝鲜宫廷政变中，袁世凯入宫救驾，平定了亲日的“开化党”人作乱，日本人很生气，但伊藤博文看重他，当李鸿章感慨人才难得时，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干，只当小差，难怪贵国缺人才。”

甲午战争时期，袁世凯对日本态度强硬。日俄战争时期，袁世凯实际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军方的事；在他所练的新军中，日本教官也发挥了不少作用。

日俄战争后，美国与日本、沙俄争夺东北日益激烈，袁世凯“以夷制夷”，联美、德制日，让日本生气。1908年建汉冶萍煤矿公司，盛宣怀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权，袁世凯却主张将公司收归国有，没谈成，日本也生气。

辛亥年间，袁世凯在外交上依赖英美，英美等国也公开支持袁世凯掌权，日本显得落后，于是认为如果袁世凯当国，日本在中国就不可能获得最大利益。1913、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强占青岛，在山东半岛登陆；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条》。

据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

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

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针对开商埠：“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针对汉冶萍矿厂：“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针对福建让与：“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针对内地杂居：“治外法权没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许杂居。”

针对限制中国主权的第五号条款：“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

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曹汝霖在回忆录里还披露了另一些情况：袁世凯特派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获悉《二十一条》内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义提出，带有先斩后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凯获信后高兴地说：“得要领了，得要领了。满洲以外的要求，当然半个字也不能答应他。”他同时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会因谈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陆徵祥（时任外交总长）、曹汝霖奉命想方设法拖延谈判，譬如将每周谈判从5次压缩到3次，谈判代表顾维钧每次说完开场白即献茶，尽量占用两小时的谈判时间；另一方面，袁世凯将此事透露给英、美、法、俄，想通过他们的利益争夺给日本施加压力；同时，他也将内幕透露给中外报界，借助国内民意和舆论。

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说：“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缚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坚拒到底，尽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将第五条撤回，凡侵主权及自居优越各条亦尽力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归还中国。在南满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警察法令及课税各条亦与中国人一律。因此，与初案相比已挽回许多……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他还引朱尔典的话，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5月25日，陆徵祥与日本正式签订讨价还价后的《二十一条》，实际上是“十二条”。第五号共7条，没有签订，此外删除2条。

当时留学美国的胡适说：“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30年代初，史家陈恭禄在其《中国近代史》中评点此事：“何可厚非。”

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虽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但在《袁世凯传》中说：“外界传说他与日本人订立‘二十一条’另有密约，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情。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了5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他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新近发现的一些资料表明，条约签订之前还有另一重压力——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面递“二十一条”时，曾说“彼等（指中国革命党）与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关系，除非中国政府给予友谊证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辈之扰乱中国”（引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二十一条”谈判过程中，日置益的说法显然让袁世凯感到了压力。袁世凯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骂孙中山“将效法吴三桂，引外兵扰乱本国”。二次革命之后，孙中山被通缉，流亡日本。现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确实存有一份孙中山与日本人签订的《盟约》。按照《盟约》，如果日本人出钱或武器，帮助他重新在大陆夺取政权的话，（孙）就把满洲割让给日本。这个问题现在争议得非常厉害。每次开学术会议，几方的学者都恨不得打起来。日本学者都坚持认为这是真的，台湾学者坚持说这是假的，部分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是真的。”

骆宝善先生说：“中国，包括世界上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势力，想要在本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都要依靠外国的力量，不管打什么样的旗号。在寻求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时候，只能拿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做交易。”

被遮蔽的功绩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至少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雍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譬如，从1910年至1929年，黑龙江省95%的土地归私人所有。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这其中，北洋系将领大多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民国政府自总统、副总统以降，几乎人人染指企业。如袁世凯是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巨额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参与银行、企业12家；曹锟7家；段祺瑞9家；徐世昌7家。

骆宝善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咎由自取

1916年正月十五，当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凯正吃元宵，忽然，六、八、九3位姨太太为了“妃”、“嫔”之称当着他的面争起来了。袁世凯长叹一口气，说：“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回办公室去了。从此，这个精力旺盛、除了腿部有轻微风寒几乎从不生病的男人食量渐减，恹恹成病。

七子袁克齐回忆了父亲的弥留之际：“记得我父亲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们在外屋听见我父亲说：‘这个事我做错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几个人的当。’过了半小时，他就死了。”

那几个人是谁？是北洋系蔡锷、称病拒绝讨蔡的段祺瑞、袁克定的把兄弟陈宦、北洋弟子陈树藩、汤芗铭？还是趁势敛财、最终富比王侯的管家袁乃宽？

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曾对幕僚张一麟吐露:“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仲仁在予幕数十年，未尝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严修）与我交数十年，亦未尝言及官阶升迁，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前，而不能听从其谏劝，吾甚耻之。……总之，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凯身后，留下一个军阀混战、武夫当国的乱局。各省督军，加上大约200名佩戴勋章的将军，率领他们步履蹒跚的队伍，从一地到另一地。每到一地，就将苛捐杂税强加到百姓头上。


看看几十年里人民背上的种种捐税吧：灯膏捐、肉捐、车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蚕丝捐、茶摊捐、铺捐、统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帘捐、猎捐、渔捐、剃发捐、糖捐、鸡鸭捐、小商品捐、学捐、车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粪捐、国民捐、米捐、路矿捐、花布捐、警捐、花捐、亩捐、牛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戏捐、出口捐、契纸捐、户口捐、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纸捐、河捐、路捐、教养捐、烟丝捐、轿捐、槟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红事捐、农会捐、洋药统捐，等等。

12年军阀混战与袁世凯主政时期相比照，章太炎的评价是，“一蟹不如一蟹”。

一滴水

袁家后人在袁寨

本刊记者 李宗陶 发自河南项城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陈州府项城县张营，袁家的祖居地。生父袁保中有6子3女，他排行第四。2009年9月15日，从海内外赶到项城袁寨的袁氏后人济济一堂，不相识者互问：“你是几门？”“我四门。”

35岁的袁文清（六门克艮后裔）告诉记者，“今天看到袁家琼（六门克灵之子）4岁儿子的照片，可我得管他叫叔。”在这样一个大家族里，一样年纪，很可能是“长房的孙子末房的爷”。

袁世凯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17个儿子又生下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共计79人。从袁世凯的父辈到孙辈，世系辈分依次为：保、世、克、家。如今，在世的后人已至启、文、绍辈。

2009年9月16日，距袁世凯出生150年，从各地赶来的30多位后人排成三行肃立在袁世凯童年住过的那栋楼前，向先祖三鞠躬。

这是民国以来，这个家族的第一次聚会。他们每个人都受过这个人的影响：有的改过名，有的跨不进大学门，有人入党艰难，有人半辈子沉默谨慎。

咸丰七年，袁家从张营迁到石腰庄，建起住宅、学校、兵营、花园等，占地270亩，从此这里改称袁寨。

54岁的侯金亮守着袁保中（袁世凯亲父）、袁保庆（袁世凯嗣父）等人的墓地已近20年，他父亲也是袁家守墓人。他指给记者看袁寨当年炮楼、吊桥的位置，三道护寨河尚存一道，浅浅水洼里游着一队肥鸭子。

据老辈人讲，当年百十里外的流浪汉到了袁寨，只要在袁家祖坟上烧张纸，就能进寨有吃有住。之后可以帮袁家打些短工，也可以自己做点小买卖。一度，帮袁家种地，在袁寨借居、打工的将近300人。

“文革”时，袁寨改名红旗大队。省里工作队下来，组织群众“批林批孔”外加“批袁”。“有些年纪大的批着批着就哭起来了，说受过袁家的好处，工作队就不叫发言了。”侯金亮说，袁寨经过3次毁灭性破坏，只剩下50多间房，不少是危房。

整理家谱和家族史

袁晓林是六门（袁世凯六弟袁世彤）袁克艮的孙子，老党员，曾任项城市政协副主席。30多年来，他是老家的一个枢纽，许多寻亲者最先找到他，然后才找到各自在庞大家族中的那个点。袁家骝（袁克文三子，著名物理学家）从1986年第一次回项城，至200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都有这位贤侄一路相陪。

除袁晓林外，至少还有4位袁家后人在整理家谱和家族史。

袁家诚是袁世凯十子袁克坚的儿子，退休前是天津某医院放射科主任。在他自幼生活的天津，袁家人粗粗算来也有上百人之多。袁家诚想把这些人的经历、故事搜集起来。

他自己的经历就很有代表性。少年时，他心中的榜样是堂兄袁家骝。“他在美国读博士，我要在中国读博士。”连考5次大学，每次成绩优秀，就是政审通不过。多年以后，他读了两个夜大。日子平顺起来，子女也平顺起来：儿子是美国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驻上海的副总裁，女儿是央视9套的英文翻译。

现在纽约经商的袁弘哲（原名袁启威，祖父袁克桓是袁世凯第六子）也是一位家族史热心者。他1951年在天津出生，少年时代正赶上“文革”，念小学时他就被同学押上课桌批斗。后来他被发往内蒙插队。有一次回天津，向父亲讲起自己学会了赶马车，也学会了烟酒。曾经留学美国、后在天津一所中学教英语的父亲对他说：“将来国家不只需要会赶马车的人，还需要有知识的人。都去赶马车，一旦有异族来侵略，我们就成亡国奴了。”他明白父亲的意思，戒掉烟酒，带上数理化和英文书籍回到内蒙。“文革”结束后，他考上天津对外经济联络局的翻译。

他归纳说，袁世凯后人从事教育、科学、艺术的比较多，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袁家骝；从政的、做生意挣大钱的很少。

去项城前，记者电话联系到袁世凯八子袁克轸之女、现在纽约市立大学李曼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袁家淦教授。袁氏家谱是她的研究立项之一，计划3年完成。50年代她在香港读高中时，恰与康有为的孙女同班，“整个中学的人都觉得很好笑”。2008年末她回大陆收集资料，一路上许多惊讶——人们好像不再用过去的口吻谈论袁世凯，也不再因他的错而否定他做过的好事。

袁世凯的儿子们都靠祖产过日子，许多人没有工作，即使后来有了也学不会上班，不少人有抽大烟的嗜好，除袁克定等少数例外，大多在50岁前去世。孙辈几乎都经过“文革”洗礼，如今有人成为教授、医生、工程师，有人是中共老干部，也有在老家当农民的。

袁家诚说：“‘克’字辈的叔伯们都已经过世了，他们身上那个时代不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我们‘家’字辈，当年很多人没有得到学习机会，下一代‘启’字辈中，50多岁的也没能上大学，但有些孩子很争气，如今事业有成。”

从门当户对到平民联姻

袁家人曾这样评点袁世凯的儿子们：长子克定最有权，次子克文最有才，五子克权最超脱，六子克桓最有钱。

袁克桓是五姨太杨氏的第一个孩子。杨氏在袁府有相当的地位，因为她会理财管家，袁世凯在内务上很依赖她。她对子女的教育也与其他几房迥然有异，所以4子2女没有坐吃山空、吃喝嫖赌的记录，倒是一辈子记着忠君、爱国、实业兴家。

“文革”前，袁克桓是北方屈指可数的工商实业大家，曾被列为天津市副市长的候选人。他娶的是江苏巡抚陈启太之女陈徵，嫁妆据说是一列火车。

从天津来的袁绪承是袁世凯三子袁克良之孙，头发花白，言行谦谦，他将一册《袁克权诗集》赠给记者。袁克权师从桐城派大家吴闿生，20岁时已有旧体诗883首，诗品与袁克文完全不同：苦涩、忧伤、谨守节操。他与袁克定、袁克文同膺太子服，可见袁世凯对他的喜爱。他娶的是两江总督端方之女，一生没有纳妾。端方将宋版百衲本《史记》作为女儿的陪嫁之一，所以他自号百衲。

袁世凯子女的配偶，大多出自豪门、名门。三女袁静雪说，父亲往往一两句闲话间就决定了儿女的终身大事，有时很明显是从政治利益出发，像决定袁克权娶端方之女的同时，将二女儿许配端方的儿子，尽管女儿很不称心；还险些把袁静雪许给逊帝溥仪。


他为袁克定指定的是湖南巡抚、大书法家吴大澂的女儿吴本娴；袁克文迎娶的是天津候补道刘尚文的女儿刘姌（梅真）；四子袁克端娶的是天津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九子袁克玖娶了黎元洪的女儿，十子袁克坚娶的是山西督军陆建章之女陆毓秀，十三子袁克相娶的是前清大学士那桐的孙女，十五子袁克和娶的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张调宸的二女儿张允倩；他病逝时还在母腹中的第14个女儿袁祜祯，后来嫁的是曹锟的儿子曹士岳。

这种门当户对的指婚一直延续到袁世凯身后，影响到第三代人。袁克定的长子袁家融，留美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袁克定的二女袁家第嫁的是苏州三大文人之一费树蔚的公子费巩；袁克文的长子袁家嘏娶的是扬州才子方地山的女儿方初观；袁世凯生前还将侄儿袁家鼐与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联在一起。随着袁家的失势，也有过对方悔婚的情况，譬如徐世昌就没肯把女儿嫁给袁克坚。

袁世凯的重孙辈大多与平民联姻。

一滴水

荒唐才子袁克文

民国文人黄濬曾用一句“饮醇近妇叹天才”描绘袁克文。与他同为一母（朝鲜金氏）所出的袁静雪这样谈论胞兄：“他的荒唐生活，从十五六岁就开始了，常常整夜不回来，大姨太沈氏对他百依百顺，帮他隐瞒。”

袁克文18岁时以荫生授法部员外郎（相当于司法部秘书），几乎从不上班。有一次，他不得不同去验尸，便用墨将所戴的眼镜涂黑，回家后就病了一场。

袁克文有名份的妾有5位，没有名分的，前后大约七八十位。“他很少住在家里，不是住旅馆，就是住‘班子’，有时候连最低级的‘老妈堂’，他也同样去住。有时候他回到家里，二嫂和姨奶奶总忍不住要和他吵。他既不回嘴，也不辩解，只是哈哈地大笑起来，笑完了，扬长而去，继续过着他那荒唐的生活。”

他留下的日记和大量的艳情词，勾勒了一个被暖玉温香包裹着的憔悴浪子，一个大隐隐于花丛床笫的寒云公子，粗通诗词的人都能读出其中的惊慌、漂浮和无助。

袁克文位居“近代四公子”之首，是梨园名票。他的一生，也像一场放诞的“玩票”。平生最擅长的，一出是昆曲《惨睹》，一出是京戏《刺汤》。

袁世凯死后，他常住上海，入了青帮，当上“老头子”，是当时惟一的“大”字辈。袁静雪详述了她当时偷看到的开香堂的场面。这位三小姐也了得，后来成了红帮老大，所收徒弟多是舞厅、妓院的女老板或老板娘。

父亲死后，他分到的那份资产外加1万银元很快用尽，仅1918年一次上海之行，据说挥霍大洋60万。不得已，他开始鬻文卖字。

袁静雪这样写道：“他所写的字，只要送出去便可换钱。但是，如果他手上有十块钱，他也是不肯写的。他写对联和扇子，有时候是躺在烟铺上提着笔悬肘写的。有一次，他给张宗昌写了一个极大的‘中堂’，代价是一千元。那张纸又宽又长，屋子里摆放不开，他就把纸铺在两宜里的衖堂里，脱去了鞋子，提着个最大号的抓笔在纸上站着写。”

他的画是文人画，题款别致，如1924年画一棵松树，只一干一枝，没有一根针叶，题词为：“怒气勃勃、怨气森森，天地之间，弃我寸心……”他的字与画，都是有感情、有生命温度的。

袁克文死在天津两宜里。猩红热刚退烧，他就跑到长期包住的民国饭店四号房间，召了个妓女小阿五来，回家后又发起高烧，两天后死了，当年41岁。

丧事是青帮包办，轰动一时——吊丧的徒子徒孙不下4000人，另有很多妓女系着白头绳去哭奠守灵。1931年4月24日出殡，北京广济寺和尚、雍和宫喇嘛赶赴天津,为其超度亡灵。

袁克定闻讯到天津吊唁，袁静雪记恨他唆使父亲称帝，支走众家眷，令帮里兄妹摆开阵式，要教训一下长兄，她可是随身带着袖珍手枪的。幸亏刘梅真赶到，灵堂才没成战场。袁克定在克文灵前磕了个头，匆匆离去。

袁克文有4子3女，并在34岁时就当了爷爷。4个儿子家嘏、家彰、家骝、家楫；3个女儿家宜、家祉、家华。

9月16日，刚过知天命年的袁侃拄着拐杖穿过一大片玉米地，去祭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墓。因为几年前遭遇车祸，他的一条腿不方便。他慢慢走着，脚底下的玉米杆发出轻脆的响声。陪他同来的朋友用天津卫方言向记者道：“他爷爷是袁克文的大儿子。方地山可知道？方初观就是他奶奶！”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以每月100大洋，聘方地山、严修等名士教授袁家子弟。袁克文与方地山亦师亦友，他一生的政治观点、道德文章乃至生活作风，都受白须飘飘的方地山影响。两人“三杯淡酒便成婚”，袁家长子家嘏迎娶方家四女初观。

袁侃显然得了两位名士的才气，从小跟着琴棋书画无所不精的奶奶写字、画画。1977年，他在大港油田荣立一等功，有一次入党机会。上级党组织派人来谈心，让他谈对曾祖父的看法。袁侃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课本上说他是啥就是啥，我个人没看法。”上级不满意。10年后，他任国企副厂长，才入了党。

袁侃珍藏着袁克文用过的3枚象牙套印，是篆刻家陈巨来所治，共有“袁克文印”、“君子豹变”、“袁仲子”、“寒云”、“眉云长寿”、“袁苏澄印”6面，玲珑剔透，雍容雅致。袁侃精于书法、雕刻，尤喜收藏，他后来创办了一家工艺品厂，所产丝花远销美国。

袁家出了个袁家骝

袁家骝和夫人吴健雄大概是20世纪华人中最知名的一对伉俪。二人都是国际一流的高能物理学家，袁家骝是美国物理学会会员、纽约科学院院士，吴健雄是全美物理学会会长，曾获美国“国家科学勋章”，国际编号275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吴健雄星”。

袁家骝的导师密立根，吴健雄的两位导师、“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塞格瑞都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独子袁纬承出生那天，袁家骝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爱因斯坦专程前往祝贺。

回国时，袁家骝谦虚得名片上只印着姓名，没有任何头衔与职称。有一天，他郑重地告诉袁晓林，这3个书法体的字是父亲袁克文的手迹。

今天项城袁寨里，有夫妇俩专门的展厅，袁家骝生前穿过的白衬衣、老式西装与领带、黑色皮鞋与布鞋，随身携带的工具包，都静静躺在玻璃橱里。那双皮鞋，1984年主人穿着它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当时左边那只开着一道大口子。此后，主人又穿了它十多年；那只工具包里，大大小小18件：5把尖嘴钳、3只小夹子、小刀子、小镊子、小钻子、小起子……还有一粒白钮扣。衣服鞋子破了，他动手修补；家电坏了，他戴上老花镜，捣鼓几下便好。据北京协和医院陪伴了老人500多个日夜的特护张涛说，袁家骝在日常生活中，俭朴得令人难以置信。但从1980年代开始，夫妇俩在太仓（吴健雄老家）、项城、安阳、天津之间跑来跑去，累计捐出近300万美元建了一所中学、3个科学奖学金。这些小物件，与父亲袁克文留下的字画、情诗，与祖父袁世凯留下的顶戴花翎、袁大头（银元）、巨大如床的黄花梨龙椅，遥遥相映。

袁家骝的母亲薛丽清，本是南部小班名伶，据说皮肤细腻白皙、气质高雅，袁克文一见倾心，纳为姨太太。袁家骝出生在安阳，他3岁时，薛丽清离开大总统家，寻自由去了。袁家骝从小由别房照料，无缘锦衣玉食，惟有补丁衣服、粗茶淡饭。

他13岁进天津南开中学念书，在燕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在司徒雷登帮助下获得赴美深造的奖学金。青少年时期就对物理学有兴趣，常摆弄无线电；另一大爱好是拉京胡，拜的是著名琴师杨宝中。当年袁克相（袁世凯十三子）、程砚秋、余叔岩等人常在昆明湖上泛舟唱和，伴奏的便是袁家骝。

25岁赴美留学前，袁家骝找到父亲的老友方地山，才知自己的母亲是谁。苦苦寻到上海，才知母亲已在两年前过世，十分伤心。

命运从另一方面给了他补偿。1942年5月30日，加州理工学院院长密立根的花园里，袁家骝迎娶才女吴健雄。密立根教授的礼物是一句话：实验第一，生活第二。他们践行了一生。

袁寨有一张照片：身穿长袖旗袍的吴健雄走在中间，左边是消瘦憔悴的总理周恩来，右边是诚恳笑望总理的袁家骝，身后两米之外是郭沫若。这是1973年，夫妇俩第一次访问故土。当时周恩来对袁家骝说：“袁家出了3个‘家’，你祖父是政治家，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现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产党员，你们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了！”

那些没能进步的，遭遇却凄凉。那一年，袁家骝的胞妹袁家祉正靠做临时工、洗衣妇养家糊口，独自拉扯几个孩子。她那间破烂不堪的房子，已经历过无数次抄家；她还落下一个毛病，一听见口号声就会神经质地发抖。有一天，她接到哥哥袁家骝要回国探亲的电报，躲回低矮的房子里仔细端详，眼泪簌簌往下掉。袁家骝刚到北京，就有人上门来规定了几条纪律：不准议论时事政治，不准把袁家骝带进这间破房子，到车站接站时全家人都要穿新衣服，见了面不准哭，要面带笑容等等。袁家祉连连点头，赶紧找人借钱，给孩子们扯布做了新衣服，跟哥哥相见时，忍着泪水，微笑……当年，她嫁的是北洋系段芝贵的公子段昭延，出入有佣人、保镖、司机的。

如今，她儿子段虁是天津某企业负责人，女儿段洁是北京歌剧舞剧院钢琴家，而段洁的儿子是乐队指挥，9月中旬正在人民大会堂紧张排练，迎接国庆60周年。


同样大起大落的人生也落在堂妹袁家倜身上。她父亲是袁克端，母亲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当时何家在天津仅出租的瓦房就有几千间。袁家倜上学的时候，8点上课，送她的汽车7点50到校，车窗垂着帘子，一直开到教室门口。她到上初中时都不会买东西——由女性长辈领着，身后跟着保姆、保镖，到百货公司看好货品，就有车送到府上，来人自去账房领钱……“文革”中她在农村一呆8年，锻炼得能把捏不拢的散窝窝头和着野菜吃，40斤的一麻袋土豆背起来就走。

1973年袁家骝的归来，不仅带来核物理的讯息，也给“家”字辈人带来翻身的机会。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陆续回原籍，落实政策。

1978年，袁家倜重返天津成都道40号小洋楼。1987年，当时63岁的老太南下深圳买了些原始股票，赚了70多万。当时深圳不让汇款，她就用大皮包装着现金，带回了天津。在袁家骝和吴健雄建议下，她在自家楼下开了一家名叫“苏易士”的西餐厅，堂哥题写匾额，很快门前车水马龙。

一滴水

袁克定，拒当日据时期北平市长

袁寨里有个专门介绍袁世凯儿子们的展厅，独独缺少长子袁克定。他的生平被单独安排在西面厢房里。研究家族史的“家”字辈后人对这位大伯有指摘：“实在说，他是我们家族的罪人，一心想当太子，搞了不少花样欺骗迷信的祖父。”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脾气有点怪——这是袁克定留给张伯驹女儿张传彩的印象。

不知为什么，当袁克定的长子长孙袁萌临（原名缉英）每次出现在项城，干瘦、穿宽大旧西装，头戴旅游帽，斜背一个小包，偶尔拄杖，脾气有点怪——人们会想起他爷爷。

当他讲起童年时在北京西山饭店为织姑（袁迪新，袁家鼐与段式巽的女儿）提婚纱的场面，当他未写回忆录先开条件，当他为祖父袁克定最后的际遇愤愤不平（针对张伯驹），当他想在老家寻一位年轻漂亮的“老伴”（他70多了），当他习惯于乡人为他的哪怕一副鞋带埋单……良善之人会同情地想，这位美籍华人，北京某高校客座教授，一定是遭遇过什么不幸。是的，“反右”时他被整得很苦，妻子离他而去，据说精神上受过大刺激。

他的胞弟，特从加拿大赶回的画家袁缉燕（又名袁始）在餐桌上给了兄长一个紧紧的拥抱，对他说“保重”。

1941年，袁缉燕出生在北京宝钞胡同，此时“老爷爷”（他们这辈对袁世凯的称呼）已过世25年了。他的童年，赶上富贵日子的尾声：“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妈，每到开饭，大伙围上大圆桌，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座位。”

“中国封建大家庭，就跟巴金《家》《春》《秋》里写的那样，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比较淡。我从小体会不到多少手足之情，到上学了，才找到同龄的伴儿。”

那时，袁克定带着私人医生、厨子、听差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吴本娴带着袁家融和他的7个子女住在北京城里。有一年多时间，袁克定破例让儿媳带着袁缉燕去颐和园养病。

袁缉燕印象中的祖父是一个很严肃的、注重做学问的人，对官场应酬没兴趣。

抗战时期，北平沦陷，日本人用王克敏组织伪政府，诱袁克定当市长。阅尽浮华、已至耳顺之年的袁克定即登报声明：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拒见宾客。

40年代，袁克定继承的遗产花得差不多了。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没鱼没肉，只有窝窝头切片，夹些咸菜。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带餐巾，跟从前一样。

袁克定从没工作过，没有生计来源。实在没法生活了，迁至张伯驹承泽园的家中寄住。据张传彩回忆，那些年里，通晓德语、英语的袁克定多半在书房看书，以德文书为主，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在承泽园时，没怎么见过袁克定的家人来看他。”

1949年以后，张伯驹的生计也陷入困境，不能再照顾袁克定了。时任北京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听说后，报呈获批，将袁克定安排在文史馆，挂名委员，月支人民币60元，在家坐领。袁缉燕记得，文史馆有次来了两个人想请爷爷回忆些旧事，他坐着看书，不赶人走，也不理会，仿佛没见屋里有客；祖母的涵养没那么深厚，终于忍不住说：“你们走吧，我们不会为了这点钱把祖宗卖了。”


再后来，袁克定靠着街道每月发的20元救济金维持生活。袁寨口齿最清的讲解员告诉回乡的后人们：毛主席当年曾用稿费资助过袁克定。其时，袁克定衣衫破旧，粗茶淡饭，举止言谈依然如故，提起父亲必称“先大总统”。

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引述张伯驹的话“1958年克定80大寿，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去世的”，袁缉燕说，“我记得爷爷是1957年去世的，祖母晚一年。爷爷没有活到80，是79岁时过世的，当时是在他自己家里。”袁萌临愤愤地说，那是一间长条形的大约10平米的房子，住着爷爷、祖母（一位续弦）、一个老佣人和一个按摩师，4位老人想转个身，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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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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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